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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532章灭薛延陀(第1/2页)
贞观二十年（公元646年）正月初八，朔风凛冽，夏州城头唐旗猎猎。
北方边境的捷报再度飞入长安，驿马踏碎关道残雪，一路南奔。此前薛延陀部落虽于贞观十九年末进犯夏州而遭惨败，然其可汗夷男之侄——桀骜不驯的拔灼——继位后野心更炽。此子素以勇悍著称，自恃控弦之士十余万，又兼漠北草枯马肥，遂屡遣轻骑南下，劫掠盐州、绥州诸边邑，焚毁烽燧，驱掠牛羊，妄图以剽疾之战重振部族威势，复现昔日突厥控御北疆之霸业。
夏州都督乔师望，字某（注：史载其字不详），京兆万年人，久镇边陲，深谙薛延陀骑兵“来如飞鸟，去如绝弦“之作战路数。此人早年曾从李靖北征，于阴山风雪间见惯突厥铁骑奔突之势，深知漠北游牧之军利在速战、弊在持久。是岁正月，朔方苦寒，薛延陀游骑惯于岁首弛防，以为唐军必蜷缩城垣、不敢出塞。师望侦知其惰，乃精选步骑八千，皆披重甲、携强弩，夜出夏州北门，衔枚疾走三百里，直捣薛延陀牙帐屯驻之郁督军山北麓。
黎明时分，唐军骤至。朔风卷雪，遮天蔽日，薛延陀骑兵仓促上马，弓矢未张而唐军弩阵已发。史载“弩机三发，虏骑应弦而倒者相属“。师望更遣别将率精骑五百，绕道敌后，焚其草料驼马。薛延陀军大乱，拔灼仅率数十骑突围北遁。此役唐军斩首万余级，获马驼牛羊数十万头，毡帐器械不可胜计。捷报传至长安，太宗览奏，掷杯于案，朗声谓侍臣曰：“朕尝忧北寇为子孙患，今师望挫其锋，薛延陀不复能南牧矣！“
此战之胜，非独军功，更在战略。夏州一捷，彻底粉碎薛延陀趁太宗东征高句丽、北疆空虚而南下之图谋，稳固了河套至朔方之防线，使大唐得以从容经略辽东而无北顾之虞。更为深远者，此役暴露薛延陀内部之裂隙——拔灼之暴虐已失部众之心，为同年六月大唐多路进剿、七月李勣总攻而灭其国，埋下决定性伏笔。
正月十四日，长安城积雪初融，太宗于两仪殿召见二十二名使臣，亲授敕书。
去岁辽东师旅虽捷，然太宗于行在已闻地方吏治之弊——有司横征、豪强兼并、狱讼淹滞、贪官匿灾不报。贞观之治垂二十年，天下承平日久，庸吏惰政、墨吏贪墨之弊渐生，若不痛加整顿，恐伤社稷根本。太宗乃效汉武刺史之制而宏其规，精选朝臣中“清正方直、通晓民政、不畏强御“者二十二人，分赴天下十道诸州。
此二十二人均经中书、门下两省再三核议，或出自御史台，或擢于郎署，多有州县历练之实。太宗亲制《遣使巡察诏》，明颁六条察吏之纲：
其一曰田畴垦辟、赋役均平，察其劝课农桑之实；
其二曰囹圄空虚、刑措不用，察其听讼断狱之公；
其三曰鳏寡孤独、废疾穷困，察其赈恤养育之周；
其四曰豪右侵凌、贫弱失所，察其抑强扶弱之政；
其五曰学校兴废、礼教行否，察其化民成俗之效；
其六曰官吏贪廉、才品优劣，察其奉公守法之节。
使臣各赐驿马、持节钺，所至之处，许直赴州县簿籍，召百姓问疾苦，无拘常制。考核之严，史所罕见：凡刺史、县令政绩卓著者，表荐于朝，即加超擢；其庸劣贪鄙者，使臣得径行停职，锁送京师；若有大奸巨蠹、民愤极深者，虽五品以上，亦许先斩后奏。太宗于殿上握使臣之手，殷殷嘱曰：“卿等朕之耳目也。朕居九重，不能尽见闾阎之苦。卿等代朕行视，如见朕面，宜悉心焉。“
此次巡察，自春徂秋，遍及三百余州。及使臣还朝，天下刺史、县令黜陟者凡数百人。莱州刺史牛方裕以贪墨致百姓流亡，斩于市曹；汴州刺史某以才干练达、岁增垦田数万顷，擢为户部侍郎。一时之间，天下震肃，州县官吏莫不兢惧自励。贞观吏治之清明，至此臻于极盛，为后世称“贞观之治“者，此其大端也。
正月十七日，并州太原，龙兴之地，诏书星夜而至。
太宗特颁赦令，宽赦并州系囚，除十恶不赦外，余皆减等发落。更格外施恩：昔高祖李渊于大业十三年（617年）五月起兵晋阳，当地编户百姓率先揭竿响应、献粮输丁者，概免三年徭役；其后续来归附、助成义举者，免一年劳役。
此举深意，非止于报恩。并州者，大唐之根本也。高祖时任太原留守，太宗时年十八，从父举事，亲率义军西入关中。晋阳宫之甲仗、河东之粮秣、并州之丁壮，皆开国之资。及天下既定，太宗每言“朕之旧邦，义旗初起，士庶同心“，未尝不唏嘘动容。今辽东凯旋，特加恩抚，一则感念故旧，二则示天下以不忘本之意，三则并州地接突厥旧壤、薛延陀南侵之冲，百姓安则边圉固，实为深谋远虑之政。
诏下之日，并州士庶焚香北拜，老者流涕而言：“吾等生逢圣世，复见汉文帝赐复高年之仁矣！“太原城内，张灯三日，里社歌舞，比于节庆。
二月初一，长安春信未至，两仪殿已暖如薰风。
太宗独坐案前，披览去岁《亲征高句丽军功簿》。此役自贞观十八年秋筹备，十九年二月发洛阳，四月渡辽，六月拔盖牟，十月班师，历时凡八阅月。唐军斩首四万余级，降其大将二、裨将及酋长三千五百人，虏男女七万口，获牛马各五万，高句丽举国震恐。然太宗每念及安市城下之阻、隆冬班师之憾，未尝不扼腕太息。
更有一事萦怀：随驾文武，自房玄龄、长孙无忌留辅太子监国，及李勣、李道宗、张亮等大将各立战功外，其馀郎官、幕僚、参军、司马之属，随军跋涉万里，冒矢石、涉冰河，或掌文书、或督粮运、或疗伤病，虽无斩将搴旗之显绩，亦备历艰辛、恪尽职守。太宗览簿，见其中多有“无军功“之注，怃然谓侍臣曰：“朕之东征，诸将效命，固宜论功。然随军群僚，或处帷幄、或行阵后，栉风沐雨，与士卒同甘苦，岂可令其默默无赏？昔汉高封功臣，萧何无汗马之劳而居首，以其守关中、给军食也。朕今行赏，当录其劳，不计其功。“
乃下特诏：凡贞观十九年从征高句丽而未获军功之文武官员，无论品阶高下，一律晋升勋官一级。唐制勋官凡十二转，自上柱国至武骑尉，各有品阶、田宅、俸禄之赐。此番普赐，受惠者达数百人，虽微末吏员亦得沾恩。诏书中更温言抚慰：“卿等涉海逾山，冒犯霜露，朕所亲见。功虽未著，劳岂可忘？“
此诏一出，三军感泣。时人谓太宗善将将，不独其神武天纵，更在此等体恤入微、恩逮于下。昔太宗论功，尝言“设官分职，惟在得人；论功行赏，贵当其劳“。辽东之赏，不以成败苛责、不以显晦异施，遂使朝野翕然，文武皆愿为太宗效死。此亦贞观朝凝聚力之根源，非偶然也。
三月初七，长安春深，灞柳如烟。
太宗车驾自辽东还，经定州、并州、蒲州，凡六十余日，终于抵达京城。去岁二月离京时，太宗年四十七，正当盛年；今岁还驾，须发间已添霜色，面有风尘之悴。侍臣窃见，无不心酸。
然太宗之还，非寻常班师。去年十月，以天寒草枯、粮运不继而诏班师，实太宗生平未竟之憾。入临渝关时，太宗驻马回首，望辽东方向，慨然叹曰：“魏征若在，不使我有是行也！“既而流涕，左右皆泣。及过邺，太宗亲撰文祭魏征，复其碑表，赐其家粟帛。此一段公案，朝野传颂，以为太宗知过能改、不忘谏臣之盛德。
还京之日，太子李治率文武百僚迎于灞上。百姓塞道，自长安东门至大明宫，二十里间，老幼提携，焚香献酒，呼万岁者声震原野。太宗素服轻骑，不张华盖，与民共语，问收成、察疾苦，如布衣之交。有老妪献枣糕，太宗受而啖之，赐以锦帛。史载“百姓聚观，如见父母“，此虽史臣溢美，亦可见贞观君臣相得、君民相通之气象。
入居大内，太宗即召房玄龄、长孙无忌等，询问去岁监国诸事。太子李治奏对称旨，太宗顾谓侍臣：“太子监国年余，庶政修举，朕无忧矣。“然太宗亦深知，太子仁懦，非雄略之主，故此后数年，于政务交接之际，尤加意历练。此三月初七之还，实为大唐朝政由“太宗独断“向“二圣分理“过渡之关健点。
六月十五日，大漠南缘，唐军二十万，分六路并进。
薛延陀之祸，太宗隐忍久矣。此部本铁勒别种，初臣于突厥，贞观初乘突厥衰乱而崛起，夷男可汗建牙郁督军山，拥兵二十万，东结高句丽，西连西突厥，为北疆第一强敌。太宗先以公主和亲羁縻，继以册封分化其部，然夷男父子狼子野心，和亲未几即叛，十九年末侵夏州，二十年初又扰边，反复无常，终触太宗之怒。
更兼此时高句丽新挫，东北暂安；而薛延陀内部，拔灼弑叔自立，残暴失众，回纥、拔野古、同罗诸部皆怀异志。太宗洞察其机，决意趁其内溃而雷霆击之，一劳永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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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路大军之部署，尽显太宗用兵之神：
江夏王李道宗为瀚海道安抚大使，出朔州，率精骑三万，直捣薛延陀西翼；
左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为昆丘道行军总管，以突厥降众为前锋，出云中，攻其北；
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祁连道安抚使，率铁勒归附之众，出凉州，截其西遁之路；
代州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，出营州，与营州都督张俭合势，攻其东；
兵部尚书李世勣为朔方道行军总管，总统诸军，节制各路；
又遣右领军将军执失思力率突厥劲骑，为奇兵，间道绝其粮道。
此六路之师，合计步骑二十余万，皆贞观年间百战精锐。更妙者，阿史那社尔、契苾何力、执失思力皆突厥、铁勒降将，以夷攻夷，使薛延陀不能号召部众为“同族之援“。太宗于两仪殿亲饯诸将，赐御酒，授斧钺，谕之曰：“薛延陀负恩叛德，屡扰边氓。今六师并出，当如疾雷之不及掩耳。朕不图其金玉子女，惟欲北方安宁、百姓休息。诸将勉之！“
大军既发，薛延陀果然大震。拔灼方与回纥相攻，闻唐军六路来伐，仓皇北遁。其部众本非铁板一块，铁勒诸部见唐军势盛，皆观望不前，甚者倒戈相向。唐军所至，如沸汤泼雪，薛延陀诸部纷纷溃散。
七月二十一日，乌德鞬山，大漠苍茫，血流漂杵。
李勣，时封英国公，年逾五旬，自瓦岗归唐以来，历战数十，未尝一败。此番总统北征诸军，深知薛延陀虽溃，其可汗拔灼犹拥残部数万，若纵之北遁，数年必复为患。乃檄调诸路，会师大漠深处。
先是，李道宗已破其西翼，斩首万余；阿史那社尔追亡逐北，收其北部落帐；契苾何力绝其西归，获马驼无算。拔灼穷蹙，率牙帐精骑万余，欲奔西突厥。李勣亲率朔方劲骑八千，昼夜疾追三百里，及于乌德鞬山北之曳咥河。
时方盛夏，漠北大旱，水草焦枯，薛延陀军马渴乏，战力大减。李勣令士卒各负水囊，饱食轻骑，趁黎明薄雾突袭。唐军铁甲耀日，长槊如林，薛延陀残军虽殊死战，终不能当。战酣之际，李勣亲冒矢石，麾军围之数重。拔灼见势穷，单骑突围，西投高昌，后为回纥所杀，函首送唐。
此役，唐军斩首五千余级，虏男女三万余口，获马牛驼羊十余万头。薛延陀汗国自贞观二年夷男建国，至是年七月而亡，凡十九年，传两代而绝。
捷报至长安，太宗于两仪殿大会群臣，举酒北向，曰：“汉武穷兵三十余年，中国疲弊，所获无几。今吾灭薛延陀，不逾半载，而漠北悉平。非朕之能，诸将之力、士卒之勇、天之所助也。“乃大酺三日，封李勣为太子太师，增食邑三千户；诸将各有差。
薛延陀既灭，漠北铁勒诸部——回纥、拔野古、同罗、仆骨、思结、浑、斛薛、奚结、阿跌、契苾等——震于大唐兵威，又感太宗灭暴安良之德，皆遣使归附。太宗于其地设六府七州，以各部首领为都督、刺史，赐金印紫绶，许其世袭，而大权悉归于安北都护府。大唐之疆域，北逾大漠，直抵北海（今贝加尔湖），为汉以来所未有。
九月初二，岭南瘴疠之地，唐使乘舟而至。
太宗灭薛延陀、定漠北，威声远播，然未敢忘南疆之治。岭南者，五岭之南，包有今两广、越南北部及云贵之半，山川险远，气候蒸湿，汉夷杂处，号为难治。自秦汉置郡县以来，中原王朝于此或羁縻、或直辖，叛服不常。隋末大乱，豪酋割据，冯盎据有番禺，宁长真据有交趾，虽贞观初相继归唐，然地方治理、部族调和，犹多棘手。
太宗特遣秘书监岑文本、谏议大夫褚遂良等重臣，先后出使巡察。此次所遣使臣，携金帛、诏书，所至广州、桂州、交州诸都督府，一察官吏贪廉，二抚俚、僚、蛮、獠诸部，三督海上贸易、盐铁之利。使臣更奉密旨：若遇部族仇杀、疆界纷争，得便宜处置，先抚后剿，毋得轻启兵端。
岭南之治，重在“因俗而治“。太宗于诏书中明谕：诸部族“能率众归附、输赋服役者，赐爵授田，与华民同；其僻远不服者，勿强致，使边吏谨守疆界，俟其向化“。此政策之灵活，远胜前代一味征剿之暴。故终贞观之世，岭南虽有小警，未成大乱，******渐兴，广州成为万国商舶汇聚之都，实基于此。
九月十五日，长安秋高气爽，鸿胪寺前旌旗如云。
漠北铁勒诸部首领，各遣其最贵之使臣，联袂入朝。回纥酋长吐迷度、拔野古首领、同罗俟斤等，皆亲奉表文，集于太极殿前。表文以汉文、突厥文双语书就，其辞曰：
“臣等僻居漠北，世为匈奴、突厥之臣奴，暴虐是遭，未有宁日。今大唐圣皇帝，威加四海，德被八荒，灭薛延陀之强暴，拯铁勒于涂炭。臣等不胜犬马恋主之情，愿归圣化，永为藩翰。请上皇帝尊号曰‘天可汗‘，愿天可汗之寿，与天地无穷；天可汗之疆，与日月同久。“
“天可汗“之号，非寻常尊称。突厥语“可汗“为最高君主之称，“天“则至高无上。铁勒诸部请以此号上于大唐皇帝，实即承认太宗为超越部族界限之天下共主，其地位高于诸部可汗。此与汉宣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、称臣奉藩，意义相埒，而规模尤过之。
太宗初让不许，曰：“朕为大唐天子，又下行可汗事乎？“诸使叩首固请，言辞恳切，至于流涕。太宗乃许之，下诏曰：“朕德薄能鲜，猥蒙四夷推戴，愧不敢当。然汝等既诚心归附，朕亦不敢拂汝等之意。自今以后，玺书赐西域、北荒之君长，皆称‘皇帝天可汗‘。“
为酬诸部之意，太宗于长安城东筑“天可汗殿“，每岁元正，诸藩首领来朝，即宴于此。又于漠北设邮驿六十六所，以通北荒，使“天可汗“之号令，直达北海之表。天可汗体系之确立，标志着大唐由传统华夏王朝向多元帝国之转型，太宗不仅是汉人之皇帝，更是草原游牧世界之最高领袖。此制度创新，为后世唐帝所沿袭，直至安史之乱后方渐瓦解。
十一月初一，大明宫紫宸殿，霜威凛冽，炉火正红。
太宗坐御榻，太子李治侍立于侧。太宗年已四十九，鬓边斑白，去岁辽东之役，鞍马劳顿，加之风疾时作（史载太宗晚年患风疾，即今所谓心脑血管疾病），精力大不如前。太子李治，年二十二，仁孝温厚，去岁监国年余，庶政粗理，然太宗深知其性格优柔，未历战阵，于驾驭功臣、决断大事，尚须磨砺。
乃亲笔诏书，明定政务分工之制：
“朕以眇躬，嗣守鸿业，二十余载，夙夜匪懈。今者筋力衰耗，风疾屡婴，皇太子治，仁明著闻，可委托大事。自今以后，尚书省、门下省、中书省所奏：
——凡郊祀天地、宗庙、社稷，五品以上官除授及追改，决死罪及昭雪，发兵除授兵马及藩国使奏事，宫内宿卫及驿马等事，并须闻奏朕，朕自处之；
——其馀寻常细务、六品以下官除授、寻常刑狱、赋役征发、地方奏报等，并委皇太子断决。“
此诏之深意，须细加剖析。表面观之，太宗仍握祭祀、高官任免、死刑、兵权等核心大权，太子仅理日常细务。然实则：
其一，太子之权已极重。唐制政务，十之八九皆属“寻常细务“，六品以下官员占天下官吏之绝大多数，其任免既归太子，则太子可渐树私恩、培养班底。寻常刑狱、赋役，直接关系百姓生计，太子理之，即与天下苍生建立联系。
其二，太宗之权已虚化。所谓“须闻奏朕“者，太宗风疾时作，岂能事事亲断？太子奏闻，太宗多“从之“，实即太子主之。且诏书明言“朕自处之“，然太宗精力不逮，必有赖于太子及侍臣之赞画。
其三，此为过渡之制。太宗之意，非欲立即传位，乃欲使太子渐习政务、积累威望，待时机成熟，再行禅让。此与高祖之被迫禅位、截然不同，乃主动设计之权力交接。
诏下之日，太子李治涕泣固辞，太宗不许。群臣上表称贺，以为“父子同心，家国永固“。然明眼人皆已看出，贞观朝之政治重心，正悄然由太宗向太子转移。此后四年，太宗虽仍临朝，而太子之权日重，直至贞观二十三年太宗崩，太子即位，是为高宗，此制遂成定局。
贞观二十年，实为大唐帝国由盛转稳之关键年份。北灭薛延陀，廓清百年边患；南抚岭南，稳固海疆；铁勒归心，天可汗号确立，四夷宾服；内政修明，遣使察吏，澄清天下；太子渐柄政，权力交接有序。太宗于此年之所为，可谓“内圣外王“之极致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