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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146章风评(第1/2页)
德国柏林，一九四零年四月。人民委员会大楼。
德共推行干部退休交接制度的消息，最先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党报上炸开了锅。
莫斯科的《真理报》在四月下旬的头版发了一篇社论，标题是——“从制度上保证革命事业的连续性”。
社论里写道：
“德国共产党的干部退休交接制度，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的一项重要创举。
它从制度上解决了‘干部能上不能下’的历史难题，从制度上保证了革命事业不因领导人的更替而中断。
苏联共产党全体同志对此表示高度赞赏，并将结合本国实际，逐步推行类似制度。”
社论下面还配了一张照片，是布劳恩和里希姆在鲁尔区工厂车间里交接工作的场景，照片说明写着——“德国老一代革命者与新一代建设者并肩站在一起。”
北京的《人民日报》在四月上旬发了一篇长篇通讯，标题是——“老同志交得放心，年轻人接得起来”。
通讯里详细介绍了德共退休交接制度的具体做法，从“退休前一年启动交接”到“带着走一遍流程”，从“三类工作分阶段交”到“上级审核签字”，一条一条写得清清楚楚。
通讯的结尾是一段评论：
“德国共产党的经验告诉我们，革命事业的接力棒不是靠‘抢’来传的，也不是靠‘让’来传的。
是靠制度来传的。
有制度，老同志退得安心，年轻人上得踏实。
有制度，事业才能一代一代往下传，传得稳，传得远。”
这篇通讯被中国各地的报纸广泛转载，在延安、在重庆、在哈尔滨，很多基层干部把报纸上的这段评论剪下来，贴在办公室的墙上。
巴黎的《人道报》在四月中旬发了一篇评论，角度不太一样。评论的标题是——“革命不是一个人的事，也不是一代人的事”。
评论里写道：
“法国共产党在革命胜利之后，也遇到了干部队伍老化的问题。
我们的一些老同志在岗位上干了十几年，不愿意退，年轻人上不来。
德国共产党的做法给了我们一个启示——不是让老同志‘让位’，而是让老同志‘交班’。
让位是被动的，交班是主动的。交班交的是经验，是责任，是对下一代的信任。
我们法国共产党人应该向德国同志学习。”
评论的末尾还加了一句——“我们已经派出代表团去柏林考察，回来之后将制定法国版的退休交接方案。”
东京的《赤旗报》在四月下旬发了一篇报道，重点放在了“青年干部培养”上。
报道里写道：
“德国共产党在推行退休交接制度的同时，同步启动了青年干部储备计划。
第一批次和第二批次共计提拔青年干部八千余人，平均年龄不到三十五岁，全部具有基层工作经验。
这些年轻人走上领导岗位之后，德国各地的生产秩序不仅没有受到影响，反而出现了明显的效率提升。
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年轻人不是‘毛躁’，不是‘没经验’。
只要给他们机会，他们能干得比老同志更好。”
报道的末尾还配了一幅漫画，画的是一个老工人把一把扳手递给一个年轻人，年轻人的另一只手里攥着一本技术手册，背景是工厂的烟囱冒着白烟。
华沙、布拉格、布达佩斯、贝尔格莱德——东欧各国的党报也纷纷跟进，有的发社论，有的发通讯，有的发专访。
调子基本一致——德共的制度是“高瞻远瞩的”，是“从制度上解决根本问题的”，是“值得各国兄弟党学习的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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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机关报甚至在头版发了一篇题为“向德国同志看齐”的短评，短评里写了一句很直白的话——“我们的一些老同志，嘴上说‘革命到底’，实际上是想‘干到底’。
德国同志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们——革命到底，不是干到底。革命到底，是干完了就退，让下一代接着干。”
社会主义阵营这边的评论热火朝天，大洋彼岸的美国那边却是另一番光景。
《纽约时报》也在四月下旬发了一篇社论，标题是——“柏林的老头子们在玩什么把戏？”
社论里写道：
“德国共产党最近搞了一场所谓的‘干部退休交接’运动。
表面上看，这是一次制度化的权力交接。
实际上，这不过是共产党内部权力斗争的一种新形式。
老一代革命者被强制退休，年轻一代被突击提拔。
这种‘交接’不是民主的，不是透明的，不是经过人民授权的。
它只是共产党内部少数人商量好了之后，从上往下压下来的命令。
西方民主国家的人民看了这一幕，应该感到庆幸——我们不需要等待某个领袖发善心才能换人。
我们只需要在选举日走进投票站，用选票决定谁上谁下。”
《华盛顿邮报》在四月底发了一篇评论，角度更刁钻。
评论的标题是——“退休制度救不了共产主义”。
评论里写道：
“德国人搞了退休制度，搞了青年干部培养计划，搞了交接程序。
看起来很热闹，但我们不要忘了，这些都是在一个不自由的制度框架内进行的。
那些被提拔起来的年轻人，他们真的代表人民的意愿吗？
他们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吗？
他们上任之后，能独立决策吗？
还是说，他们只是换了一个位子，继续执行柏林少数人的意志？
有句话说得好——‘换汤不换药’。德国人换了药，但汤还是那锅汤。
共产主义的问题不在干部老化，在制度本身。
制度不改，换多少人上来都没用。”
原芝加哥的《论坛报》的评论更直接，标题是——“他们自己玩自己的”。
评论里写道：
“德国人喜欢搞制度，就让他们搞去。
我们美国人不搞那一套。我们的制度运行了两百多年，不需要向任何人学习。
我们的总统四年一选，我们的议员两年一选。
我们换人的时候，不需要组织部发文件，不需要上级审核签字。
我们只需要投票。
德国人搞的那些东西，在我们看来，就是一场闹剧。”
这些美国媒体的评论被驻柏林的记者传回了柏林。
外交委员会的人把剪报整理好了，送到了韦格纳的桌上。
韦格纳翻了翻，看完了《纽约时报》的社论，又看完了《华盛顿邮报》的评论。他把剪报搁在桌上，拿起铅笔，在最上面一张的空白处写了一行字——“让他们说去。我们干我们的。”
他把剪报推到桌角，拿起茶杯喝了一口，对站在旁边的秘书说了一句话：
“告诉外交委员会，把这些剪报收好。归档。
再过二十年翻出来看看，看谁说得对。”
秘书应声出去了。韦格纳靠在椅背上，把双手交叉搁在桌面上，看着窗外。
窗外的柏林已经是五月了，街上的椴树长满了绿叶，阳光从叶缝里漏下来，在人行道上洒了一片碎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