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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140章新人(第1/2页)
德国柏林，一九四零年二月。州工业委员会大楼。
里希姆·鲍尔今年二十八岁，是州工业委员会计划处新上任的副处长。
他的办公室在四楼东头，不大，一张桌子，两把椅子，一个铁皮文件柜，窗台上搁着一盆绿萝。
绿萝是前任留下来的，前任被隔离审查之后，绿萝没人管，叶子蔫了大半。
里希姆上任第一天给它浇了水，剪掉了枯叶，搬到了阳光好一点的位置。
一个星期之后，绿萝冒出了新芽。
里希姆是土生土长的柏林人。一九一二年生，革命那年他六岁。他不记得革命那天的细节，但他记得革命之后那几年的事。
他记得街道上突然多了很多穿工装的人，扛着红旗，唱着歌。他记得他家门口那条土路被修成了碎石路，后来又铺了柏油。
记得他父亲——一个在西门子工厂干了二十年的老钳工——有一天回家的时候手里攥着一张纸，说是厂里发给工人的股权证。
他父亲把那张纸看了又看，最后压在枕头底下，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摸一摸。
他记得他母亲去街道上的教育班上课，回来之后精气神大有改进。
里希姆这个人是共和国教育体系的第一批受益者。
一九一九年，韦格纳推动教育改革，六年小学全部免费，课本和文具由学校发。里希姆背着新书包去上学的那天，
他父亲送他到校门口，蹲下来跟他说了一句话——“你父亲我这辈子没进过学堂。你进去了，就好好念。”
里希姆念了。小学六年，他成绩不错，考上了三年制初中。
初中毕业那年，他本来想跟父亲一样进工厂当学徒，但学校里的老师找他谈了一次话，说“你成绩好，应该接着念高中”。
里希姆回家跟他父亲商量。他父亲抽了一根烟，说——“老师让你念，你就念。家里和国家政府都会帮着你的。”
高中三年，里希姆赶上了韦格纳推行的青年实践教育。
每个学期，学校都要组织学生去工厂、农场、街道参加义务劳动。
里希姆去过以前的西门子工厂的车间擦机床，去过郊区农场收土豆，去过街道办帮孤寡老人修房子。
他记得有一次在农场干活，带队的是个老农民，姓舒尔茨，满手老茧，说话带口音。
舒尔茨教他们怎么翻地、怎么撒种、怎么判断土豆熟了没有。休息的时候，舒尔茨坐在田埂上跟他们聊天，说他年轻的时候给当时的容克贵族压迫的，一年到头也攒不下多少钱。
革命之后分了地，头一年收的粮食堆满了半个屋子，他坐在粮食堆上哭了一下午。
里希姆听了，没说话，但他把这件事记在了心里。后来他在高中毕业的作文里写了舒尔茨的故事，结尾写了一句话——“我念书，不是为了离开土地，是为了让我所热爱的这篇土地上的人民过得更好。”
大学里，里希姆读的是工业经济。
他上过政治经济学、工业管理、统计学、以及一门叫“社会主义企业制度”的课。
那门课的老师是个从鲁尔区调来的老干部，姓克虏伯，六十多岁，参加过一九二三年的鲁尔区工人起义。
克虏伯讲课不讲课本，讲自己经历的事——讲起义失败之后被关进监狱，讲革命成功之后怎么把一座被炸平的工厂重新建起来，讲韦格纳来鲁尔区视察的时候在车间里蹲了一个下午，跟工人一起吃食堂，吃完之后说了一句“食堂的菜太咸了，改一改”。
克虏伯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里带着光。里希姆坐在台下，听得入了神。
他那时候对韦格纳的印象是——“这个人，靠谱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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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学毕业之后，里希姆被分配到柏林州工业委员会计划处，从科员做起。
他干了三年科员，两年副科长，去年提的科长，上个月提的副处长。
他干活踏实，不声不响，交给他的事都能办完，办完之后不表功，不吹牛，不串门子，不拉关系。
他的前任就是约阿希姆·克伦茨。约阿希姆手下的那群人被带走那天，他就在同一层楼办公，隔着三个门。
他听到走廊里有脚步声，有人低声说话，然后是门关上的声音。
后来他才知道，约阿希姆那一系的人都被抓了。
他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，看着窗台上那盆蔫了的绿萝，坐了很久。
然后他站起来，给绿萝浇了水。
里希姆对约阿希姆的事有自己的看法。
他没有跟别人说过，但他心里有一条线。
里希姆在大学里学过法条法规，在党校里学过党纪党章，在克虏伯的课上听过三零四高地起义的故事。
他知道什么东西是对的，什么东西是错的。
约阿希姆的事，在他看来，就是一条一条的“算了”——“就收个鸡蛋，算了”“就帮人安排个工作，算了”“就递个烟，算了”。
算着算着，就算到了今天。
里希姆跟自己说——我不想说“算了”。
该说不的时候，就说不。该关门的时候，就关门。该得罪人的时候，就得罪人。得罪人比这样子背叛组织，背叛初心，背叛人民要强。
里希姆对韦格纳的看法，在参加工作之后又深了一层。
他在文件里看到韦格纳的批示，在会议上听到韦格纳的讲话，在报纸上读到韦格纳的文章。
他注意到一件事——韦格纳总是走在问题前面。一九二八年推行公务员日常生活规范的时候，特权问题还没有大面积冒头。
一九三六年搞信访新规的时候，官僚主义还没有引起普遍不满。
一九三八年处理施瓦布父子案的时候，腐败问题还在暗处。
这一次清理裙带关系，也是文件一下来就动手，没有等到尾大不掉。
里希姆在跟同事聊天的时候说过一句话——“韦格纳主席这个人，目光是十分长远的。
他看得到问题。看到了就动手，不等问题坐大。
这一点，比什么都难得。”
同事说——“你这话说得对。以前那些国家，都是等烂透了才治。
治的时候已经晚了。
我们这儿不一样。刚冒头就掐。”
里希姆说——“掐得早，流点血。掐得晚，得截肢。
韦格纳主席算得清这个账。”
二月下旬的一个上午，里希姆坐在办公桌前，面前摊着一份生产计划调整方案。
他看完之后，拿起铅笔，在方案上改了几处数字，然后签了字。
他把方案合上，搁在桌角，站起来，走到窗前。窗外的柏林还在冬天的尾巴里，但阳光比前几天好了一些，照在楼下的操场上，有几个小孩在踢球。
他看了一会儿，回到桌前，拿起电话，拨了一个内线号码。
对面接起来，是计划处处长。
里希姆说：
“处长，方案我改完了。第三页的调拨数字我往下压了一成，第五页的原材料分配我加了两个点给农机厂。
你那边看过之后没问题，我就报上去。”
处长说“行，我看看”。
里希姆挂了电话，坐回椅子上，翻开下一份文件。
窗台上的绿萝长出了第三片新叶，小小的，嫩绿色的，朝着阳光的方向歪着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