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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142章某些不知名老干部的私下谈话(第1/2页)
德国柏林，一九四零年二月下旬。
一个周末的下午。
房子在柏林西郊的一片老居民区里，外表跟周围的普通民居没有区别——灰墙，矮屋顶，门口搁着两个垃圾桶。
但进到里面，穿过走廊，推开后院那扇不起眼的铁皮门，底下有一间地下室。
地下室不大，四面墙刷了白灰，地上铺了旧地毯，中间摆着一张圆桌，桌上搁着茶壶、茶杯和一碟饼干。
天花板上吊着一盏旧吊灯，灯罩是绿色的，光线被压得很低。
房间里坐着四个人，年纪都在五十到六十之间。他们没有互相称呼名字，说话的时候用的是“你”“我”或者“这位同志”。
他们进来的时候走的路线不一样，进来的时间也不一样，前后差了半个多小时。
他们都知道规矩。
这种场合，名字是不带的。
最先开口的是坐在靠墙那个，声音闷闷的，像是嗓子眼里有痰。他说：
“我干了三十多年，从打三百零四高地那会儿就在队伍里。
现在说让我退，我就得退。
退了之后干什么？种花？我不会种花。钓鱼？我坐不住。我就想干点事。
可组织上说，你年纪大了，该让位了。让位就让位，我让。
但让了之后呢？我连个说话的地方都没有。”
第二个接话的，坐在他对面，手里攥着茶杯，没喝。他说：
“你那还算是好的。你退下来之后，组织上至少还给你安排了个顾问。
我呢？退下来之后，连顾问都没给我安排。
说是‘发挥余热’，可你倒是给我个地方发挥啊。
我现在想着退休之后每天在家里看电视，看报纸。
报纸上写的那些东西，我看了心里堵。
可堵了也没地方说。跟老婆说，老婆说你少管闲事。跟孩子说，孩子说你那套过时了。
我这辈子就干了革命这一件事，现在说我这套过时了。那我这辈子算什么？”
第三个坐在桌子角上，年纪最大，头发全白了，说话的时候手有点抖。他说：
“你们两个说的都是小事。我跟你们说个大的。
你们看那个青年干部储备计划，第一批次，第二批次的，一批一批往上提。
提的都是什么人？三十岁出头的，党龄八九年的，在基层干了三五年的。
这种人，以前当个科长就不错了。现在呢？副处长，处长，甚至州一级的，说提就提。
我们当年爬一个级别要多少年？要多少战功？要流多少血？
现在倒好，一个年轻人，大学一毕业，干几年科员，刷刷刷就上去了。
我们这些老家伙呢？得靠边站咯！”
第四个一直没开口，这时候把茶杯搁下，说了一句话，声音很平：
“你们说的这些，归根结底，都是一个人的事。”
地下室里安静了几秒钟。绿罩吊灯的光晃了一下，照得四个人的脸明暗不定。
第一个开口的那个把身子往前探了探，压着嗓子问了一句：“你说的是——”
第四个人点了点头，没有说话。
第二个攥着茶杯的人把茶杯放下了。他的手指头在桌面上敲了两下，说：
“韦格纳。你们心里都清楚，是韦格纳。青年干部计划是他推的，退休制度是他定的，信访新规是他签的，施瓦布父子案是他拍的板，这一回清查裙带关系也是他点的头。
这些年，哪一件大事不是他做的？
世界革命走到今天这个局面，是他带着我们搞出来的。
可他搞出来的这些东西，现在一条一条都落在我们头上。他让我们退，让我们让位，让我们回去种花钓鱼。
他让我们这些跟了他半辈子的人，到头来连个说话的地方都没有。”
第一个开口的那个把茶杯端起来，又放下。他的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，但更闷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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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说得对。可你敢去跟他说吗？你敢当面跟他说‘韦格纳同志，你的政策对我不公平’？
你不敢。我也不敢。谁都不敢。
为什么？因为他说的话，句句在理。
他说‘干部要能上能下’，这话对不对？对。
他说‘不能占着位子挡年轻人的路’，这话对不对？对。
他说‘人情政治是腐败的温床’，这话对不对？也对。
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对。可对的话落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难受。我们能说什么？
我们能说‘你说得对，但我就是想多干几年’？这话我是说不出口的。”
第三个头发全白的老头子把手从桌面上拿起来，摆了摆，说：
“说不出口。所以只能坐在这里发牢骚。发完牢骚，该退还得退，该让还得让。
韦格纳那个人，我跟了他二十多年。
他这个人，你跟他讲道理，他跟你讲道理。你跟他讲人情，他跟你讲原则。
你跟他讲‘我当年流过血’，他跟你讲‘当年流血是为了让后人不用流血’。
你跟他讲什么，他都有话等着你。
你跟他吵，吵不过他。
你跟他闹，闹不过他。你跟他躲，躲不过他。
他这个人，你拿他是没办法的。”
第四个人这时候把茶杯端起来，喝了一口，放下。他说：
“你们想过没有——韦格纳搞的这些事，不是冲着我们来的。
他是冲着问题去的。他这个人，眼光远。
看到问题就动手，不等问题长大。
特权问题，他早就意识到了。裙带关系，他也早就预判到了。
我们这些人，坐在位子上坐久了，不知不觉就沾上了这些东西。
他不处理我们，这些东西就会长大。长大了，烂透了，到时候就不是让我们退的问题了，是让我们坐牢的问题。
他让我们退，是给我们留了面子。他要是不给我们留面子，我们连坐在这里发牢骚的机会都没有。”
地下室里又安静了几秒钟。
第一个开口的那个把茶杯里的茶一口喝完了，放下杯子，站起来，说了一句：
“你说的对。可我心里还是堵。”
第四个人也站起来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说：
“堵就堵吧。堵完了，该干什么干什么。我们这辈子干了革命，不是为了自己舒服。
是为了让老百姓舒服。老百姓舒服了，我们堵一点，就堵一点吧。”
他把茶杯搁在桌上，把椅子推回原位，朝门口走去。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，说：
“今天的话，出了这个门，就忘了。谁也别记。记了没用。记了还惹事。”
剩下三个人点了点头。他推开门，沿着楼梯上去，脚步声越来越远，最后消失在走廊尽头。
剩下三个人在底下又坐了一会儿。
第三个头发全白的老头子把碟子里最后一块饼干拿起来，掰成两半，一半塞进嘴里，一半搁回碟子。
他嚼了两下，咽了，说了一句话：
“其实我知道。韦格纳搞的这些事，再过十年，二十年，回头看，都是对的。
我们现在堵，是因为我们在位子上坐久了，坐出了毛病。毛病得治。
他给我们治，我们还得谢谢他呢。”
第二个攥着茶杯的人笑了一声，那个笑很轻，有点苦，但确实是个笑。他说：
“谢他？谢他让我回家种花？”
第三个说：“种花就种花。种花也是革命工作。你种好了，我去看。”
两个人笑了一声，站起来，各自走了。
门关上之后，地下室里只剩那盏绿罩吊灯还亮着。灯下的圆桌上搁着四个茶杯，一碟没吃完的饼干，和一把空椅子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