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孟文朗看着梁山伯:「山伯,为师且问你。你自入学以来,常在藏书楼里读书。这两个月来,都读了哪些书?」
梁山伯坦然答道:「回先生,入馆头一个月,我一直在读《史记》,边记边思,从《五帝本纪》到《太史公自序》,整部《史记》已牢记于心。
读完《史记》至今,我一直在读《汉书》,亦是边记边思,从《高帝纪》始,依卷次而进,已记至《王贡两龚鲍传》。」
孟文朗看向他的目光微微一动。
一个月将整部《史记》牢记于心,这已是常人难及的事。一个月零几天,将《汉书》记至《王贡两龚鲍传》,难度更大,因为《汉书》比《史记》更为繁复,好用古字,辞藻典雅。而且,梁山伯还边记边思。
但孟文朗没有怀疑,知道梁山伯有这种能力。
孟文朗沉思了片刻,缓缓道:「好。你既然在读史书,今日我便与你讲讲如何读史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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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山伯忙欠身道:「请先生教诲。」
孟文朗的目光落在王术和顾隽身上:「你二人也仔细听听。这件事,我虽已与你们讲过,但温故而知新,再听一遍,或许能有新的领悟。」
王术与顾隽同时欠身:「是。」
孟文朗问梁山伯:「你将《史记》背得烂熟,我来考你。太史公作《伯夷列传》,为何放在列传之首?」
梁山伯答道:「伯夷丶叔齐让国而逃,不食周粟,饿死首阳山,是太史公表彰节义。」
孟文朗点了点头,又摇了摇头:「此是正解,却也并非全解。表彰节义,确是列于首篇的应有之义。但你不妨再往深处想一层。
伯夷丶叔齐之事,太史公在传中先引了『天道无亲,常与善人』这句话,却又举出无数善人不得善终的例子,问『倘所谓天道,是邪非邪』。他分明在质疑天道。表彰与质疑,看似矛盾,实则正是太史公的深心所在。」
梁山伯陷入沉思。
孟文朗道:「《伯夷列传》放在列传之首,在我看来,有一层尤为紧要的立意。它不是只给一个答案,更是提出一个问题:善人为何往往不得善终?天道究竟公不公?
太史公将这个问题悬于列传篇首,便是告诉读史之人:史书不是记载『因果报应』的帐本,而是呈现人世间真实的复杂。若读史只为求一个『善有善报』的安慰,便辜负了太史公一半的苦心。」
他语气稍缓:「当然,这只是为师一家之言。你们日后读得多了,或许会有自己的答案。」
接着,他话锋一转:「有此眼界,再去看人,便不同了。
你且细想李斯,他在上蔡当小吏时,见厕鼠仓鼠而感叹『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,在所自处耳』。这是他一生信念的起点:环境决定人的高下。所以他西入秦,求富贵。这信念让他成为秦相,也让他最终沦为赵高的棋子。
再看沙丘之谋。赵高来劝他篡改遗诏,他先是严词拒绝:『此非人臣所当议。』赵高先以五问让他自认不如蒙恬,再一番威逼利诱,他便『仰天而叹』,从了。
你细品他那一叹。那不是被说服,是恐惧。他怕扶苏即位后用蒙恬代他,怕失去到手的富贵。他当时认定什么是对的,却选了错的。
最后看他临刑前对儿子说的话:『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,岂可得乎?』这句话为何千古传诵?不是因为它悲凉,是因为它道出了一个真相:人到末路,想起的不是功业,是那些最寻常的日子。
李斯用一生换来的一切,到头来不如上蔡东门的一只黄犬。」
孟文朗停了停,对梁山伯问道:「你读到这一句时,心里想的是什么?」
梁山伯沉默片刻,道:「我想的是,如果李斯在沙丘那一刻,能想起上蔡东门的黄犬,他还会不会做出那个选择?」
孟文朗眼中闪过激赏:「这便是『看见人』了。你不是在评判李斯,而是走进了他的心里。不过,为师也要提醒你,历史中的人,比我们此刻看见的总是更复杂。
李斯那『一叹』,是恐惧,或许也夹杂着他自己都未必承认的,对另一种可能的最后一丝不舍。我们能做的,是尽力贴近,却永远不可自以为完全懂得了一个人。」
他总结道:「你以『体用』论修身致用,史学的体用也是如此。史之体,是千百年间无数人的兴衰荣辱丶喜怒哀乐;史之用,不是从中总结几条『教训』当作教条,而是让你在面对自己的选择时,能看见更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