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贺时年在小区门口接到了鲁雄飞。
相比于一个月前，鲁雄飞消瘦了很多，整个人看上去似乎也轻松了很多。
没有了县委书记肩膀上的压力，他似乎活得挺自在，精神也挺好。
只不过眉宇间少了曾经县委书记的杀气和锐利。
多了一分坦荡和释然。
一个人，如果进入精神的懒惰，就等于精神死亡。
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状态。
贺时年暗自庆幸，在鲁雄飞身上，他没有感受到这些。
“鲁书记，安蒙的米线哪里好吃，你熟悉吗？”
鲁雄飞道：“知道一两家......
夜色渐退，晨光如刃，划破勒武县城上空的薄雾。贺时年站在政务服务中心七楼露台，手中握着一杯早已凉透的清茶，目光落在远处新区主干道通车仪式现场??彩旗招展，人声鼎沸，礼炮尚未点燃，但喜庆的气息已随风扑面而来。他没有急于下楼，而是静静望着这片被自己亲手唤醒的土地，仿佛在确认：这一切，不是梦。
手机震动，是赵海洋发来的消息：“林素珍案两名涉案副局长已被批捕，其名下三套房产、两辆豪车完成查封。家属情绪激烈，扬言要‘闹到省里去’。”
贺时年嘴角微扬，回了一句：“让他们来。阳光之下，不怕喧嚣。”
他知道，真正的较量，从来不在会议室的掌声中，而在暗处的挣扎与反扑里。
八点整，他步入通车仪式主会场。没有红毯，没有主席台，只有一排简易桌椅。他坐在最边角的位置，像一名普通工作人员。直到主持人念到他的名字，全场才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
“今天，我们通的不只是路。”他在致辞中说，“我们打通的是信任的梗阻，是制度的盲区，是人心深处那道‘官民有别’的墙。”
话音未落，一位白发老人拄拐走上台，将一面手绣锦旗递到他手中。旗上八个大字：“为民开道，问心无愧。”
台下万人静默，继而掌声如潮。
仪式结束后，贺时年没有参加庆功宴，而是驱车前往白石镇。那里，一场关乎乡村振兴成败的产业衔接项目正面临危机??原定入驻的生态农业公司突然撤资，理由是“政策不稳定、审批流程复杂”。实则背后有人放风：“贺时年搞反腐，搞得人人自危，谁还敢来投资？”
他抵达镇政府时，镇党委书记李茂林正焦头烂额地接电话，声音几乎嘶哑。见到贺时年，他眼眶一热：“贺县长，我不是怕事，我是怕老百姓失望。五百亩大棚建好了，种苗也订了，就等资金进场……现在全卡住了。”
贺时年拍了拍他的肩：“别急，我来就是为了解决问题的。”
当天下午，他在镇政府召开紧急协调会，邀请县发改、财政、自然资源、农业农村等部门负责人现场办公。会议不设发言稿，不讲客套话，只问三个问题：项目是否符合规划？土地手续是否合法？群众是否自愿参与？
答案皆为“是”。
“那就不是政策问题，是执行梗阻。”贺时年翻开笔记本，逐条列出审批卡点，“你们看，一个农业设施用地备案，竟要跑七个部门盖章，耗时四十三天。这叫便民吗？这叫设障！”
他当场下令：“从今天起，所有乡村振兴重点项目实行‘容缺受理+并联审批’，资料不全可先开工后补交，审批时限压缩至七个工作日内。谁拖着不办，纪委找他谈话。”
他还宣布，由县政府先行垫付五百万元作为信用担保，吸引三家本地龙头企业联合注资，重组项目运营主体。“我们要让市场看到，勒武不欢迎腐败，但永远欢迎实干者。”
消息传出，舆情迅速反转。次日清晨，原撤资企业派代表登门致歉，表示愿意以技术入股方式重返项目。贺时年接待了他们，只说了一句话：“欢迎回来。但这一次，请把合同晒在网上。”
中午，他在镇卫生院临时搭起的义诊帐篷前停下脚步。一位老农拉着他的手，哽咽道：“我儿子在外打工十年，今年主动回来了，说‘老家有希望，咱不能只当个外人’。”
贺时年鼻子一酸。他想起父亲说过的话：“权力最大的回报，不是升官发财，而是让人愿意回家。”
返程途中，葛菁菁来电：“贺县长，省里来了通知，省委组织部干部考察组下周进驻勒武，开展县级领导班子综合研判。”
车内瞬间安静。
魏长风坐在副驾，低声问：“是不是冲您来的？”
贺时年望着窗外飞逝的山峦，淡淡一笑：“若是因政绩而来，我坦然接受；若是因斗争而来，我也无所畏惧。”
他知道，自己的名字早已不止属于勒武。过去一年，中央纪委内刊转载黄广圣案办案纪实，题为《一只苍蝇如何牵出一张网》；国务院办公厅简报专题推介“勒武清源行动”经验；更有南方多家媒体连续报道，称其为“新时代基层治理样本”。这些光环背后，是无数双眼睛的审视，也有无形的压力正在积聚。
当晚，他独自留在办公室，翻阅近期信访件。一封来自乌蒙村小学教师的信引起他的注意：
>“贺县长：
>
>我们学校新装了暖气，孩子们冬天不再搓着手写字了。但我想说真话??我们的编制还是满的，可老师走了六个，调去县城的调走，辞职的辞职。新招的特岗教师，来了三个月就跑了两个，说‘待遇低、没前途’。
>
>孩子们问我：‘为什么好老师都留不住？’
>
>我答不上来。
>
>您修了路，建了房，可乡村的灵魂是教育啊。求您看看我们。”
笔迹工整，字字沉重。
贺时年合上信封，久久未语。他忽然意识到，反腐只是清淤，真正的治本，在于让清流源源不断地注入这片土地。
第二天一早，他主持召开县政府党组扩大会，议题直指基层人才流失问题。会上，他提出“三大留人工程”：一是实施“乡村教师专项津贴计划”，对服务五年以上的偏远地区教师，每月额外发放两千至五千元补贴，并优先解决职称评定；二是建立“青年干部基层成长档案”，凡在乡镇连续工作三年且考核优秀者，直接纳入后备干部库，打破“非提拔不用人”的怪圈；三是推动“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试点”，在医疗、住房、子女入学等方面给予基层一线人员实质性保障。
“我们不能一边喊着振兴乡村，一边让坚守的人寒心。”他说，“若连最该被善待的人都留不住，那所有宏图伟业，不过是空中楼阁。”
方案通过后，他亲自带队赴省教育厅、人社厅对接政策支持。有同事劝他不必亲力亲为，他说：“这事关民心温度，怎能假手于人？”
一周后，省教育厅批复同意将勒武列为“乡村教育振兴试点县”，三年内投入一点二亿元用于教师周转房建设与师资培训。同时，县医院与省人民医院签订远程诊疗合作协议，首批十名主治医师实现“云坐诊”。
春寒料峭，但暖意已悄然萌发。
某夜，贺时年伏案至凌晨两点，正准备休息，手机再次响起。来电显示：**周正言**。
他心头一紧，立即接起。
“时年同志，打扰了。”周正言声音低沉，“有个情况必须告诉你。巡视组掌握线索显示，黄广圣曾通过境外渠道向某中央机关退休高官输送利益，金额巨大。目前该线索已移交中纪委，但对方势力盘根错节，极可能借此次干部考察之机，对你施压。”
贺时年沉默片刻，问道：“您告诉我这些，会不会有风险？”
“有。”周正言坦然道，“但我相信你扛得住。而且，我相信这个时代，终究不会让干净的人吃亏。”
电话挂断后，他站在窗前，凝视夜空。良久，他打开电脑，将近年来所有重大决策文件、会议纪要、资金审批记录全部打包加密，上传至国家档案局指定政务云平台，并设置自动披露机制：一旦他遭遇“非正常离职”或“意外事故”，所有资料将在七十二小时内向社会公开。
这是他的底线，也是最后的防线。
三天后，干部考察组如期抵达。组长是一位面容严肃的中年男子，姓陈，曾任省委党校副校长。考察期间，他几乎不与贺时年单独交谈，而是深入乡镇、企业、学校、医院，走访群众三百余人，调阅资料上千份。
临行前，他约见贺时年。
“你知道外界对你有两种评价吗？”陈组长开门见山，“一种说你是‘青天再世’，另一种说你‘作风霸道、排除异己’。你怎么看？”
贺时年坦然回应：“我从未追求完美人设。我所做的每一件事，都有会议记录、集体决策、公示程序。若说我霸道，那请指出哪一次决策未经民主讨论？若说我排挤异己，那请列举哪一个干部因忠诚而非能力被重用？”
他顿了顿，语气坚定：“我可以接受批评，但不能接受污名化。改革必然触动利益，触动利益就会有人反对。我不怕反对，只怕真相被掩盖。”
陈组长盯着他看了许久，终于点头：“很好。说实话，我原本带着怀疑而来。但现在，我想告诉你一句话：组织上，一直在看着你。”
送走考察组当晚，夏禾难得煮了一锅红豆粥。她轻声问：“紧张吗？”
“不紧张。”他笑了笑，“我只是在做我认为对的事。至于结果，交给时间吧。”
然而，风暴并未停歇。
半个月后，一篇署名“观察者老张”的网络文章引爆舆论：《贺时年神话背后的代价：激进改革是否撕裂了基层？》文中列举所谓“负面案例”：某局副局长因审批延误被通报，抑郁住院；某国企负责人抱怨“动不动就被问责”；甚至引用匿名教师言论称“现在开会第一句都是‘我先自我检讨’”。
文章被多个自媒体转发，阅读量迅速破千万，评论区一片混战。
县委宣传部紧急上报，请求删帖控评。
贺时年却否决了。
“不必删。”他说，“让声音出来。真理不怕辩论，怕的是封闭。”
他亲自撰写回应文章《致质疑者的一封信》，发表在县政府官网首页：
>“我尊重每一位批评者的权利。但我也想问：那位住院的副局长，是否真的因为工作压力过大？经查，其住院时间为被通报前三天，病因系长期酗酒引发肝硬化，与问责无关。
>
>那位‘抱怨’的国企负责人，近五年累计收受供应商礼品礼金二十七万元，目前正接受调查。
>
>至于‘自我检讨成风’，我想说，一个干部开会先反思不足，难道不是应有的态度吗？
>
>改革确实带来阵痛，但阵痛不应成为停滞的理由。我们宁可听一时的骂声，也不愿听百姓永久的哭声。”
文章发布后，舆情迅速逆转。越来越多知情网友站出来澄清事实，#支持贺时年#话题再度登上热搜。
更令人动容的是，乌蒙村小学的孩子们集体录制了一段视频：他们站在新教室前，齐声朗读：“老师说，公平就像阳光，照到哪里，哪里就不冷了。我们支持贺县长，因为他让我们看见了光。”
视频末尾，那个曾拄拐发言的少年笑着说：“我现在能跑了，不只是因为腿好了，是因为心里有希望。”
贺时年看完视频，背过身去，悄悄抹去眼角的湿润。
他知道，这场战斗远未结束。旧势力不会轻易退场，既得利益者仍会伺机反扑，甚至有一天，他自己也可能倒在征途之中。
但他更知道，只要还有一个人愿意说出真相，还有一个人敢于站出来监督，还有一个人因他的努力而生活变好，这条路，就必须走下去。
初夏时节，父亲贺国栋出院回家。虽仍需拄拐行走，但言语清晰，精神矍铄。父子俩坐在院中老槐树下，品茶闲谈。
“听说你又被举报了？”老人笑着问。
“嗯，说我滥用职权，打压同僚。”贺时年不以为意，“这次连我都觉得像小说情节。”
“那你怎么办？”
“查呗。”他笑道，“我让纪委成立专项核查组，全程公开进度。结果昨天出来了：举报人系黄广圣妻弟的远房表兄，动机明确，证据不足，不予立案。”
老人点点头：“你比我当年带兵时还稳。”
“您教我的。”贺时年握住父亲的手，“纪律是铁，民心是秤。”
入夜，他再次来到办公室。桌上摆着一份新的提案：《关于设立“改革容错基金”的建议》。旨在为勇于创新、敢于担当的基层干部提供风险兜底，避免“干得多错得多、不干事最安全”的逆向激励。
他提笔写下批示：“同意立项研究。改革不能靠英雄主义，而应靠制度护航。”
写完，抬头望向窗外。
星河依旧，浩瀚无垠。
他忽然想起多年前在部队时，指导员曾问他：“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？”
那时他答：“想当个好兵。”
如今，他终于有了新的答案：
“我想成为一个，让普通人活得更有尊严的人。”
晨曦微露，他又一次起身，走向那条由自己亲手点亮的道路。
身后，城市渐醒，万家灯火，如群星落地。
他知道，自己仍未登顶。
但脚下的路，正通往青云之巅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