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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看样子动静闹不小啊，听说毛家湾胡同都被各地士子给围了？」
武英殿内，江瀚正看著首辅赵胜递过来的奏疏，啧啧称。
「没出什么事吧？」
赵胜叹了口气，拱手道：
「回陛下，近来关于旧学与新学的道统之争是愈演愈烈。」
「钱谦益那篇文章算是捅了马蜂窝，彻底触动了守旧儒生的根本，引南方无数士人群起而攻之。」
「东林、蕺山、泰州、浙中、甘泉等各家学派蜂拥而出；」
「年长的师长忙著撰文批驳、四处奔走呼吁；年轻气盛的干脆直接跑到了京师，要与钱谦益当面对质、一决雌雄。」
「前些日子，一众血气方刚的士子们差点冲破了钱府大门，好在五城兵马司及时赶到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」
「听说那钱谦益被吓躲在书房里，根本不敢见人，一天三顿都是由夫人亲自送进去的。」
江瀚闻言忍不住轻笑一声，戏谑道：
「还好朕有先见之明，把姓钱的推到了台前打擂，否则这帮士子恐怕就要来叩阙闹事了。」
「让他顶在前头挨骂，总好过让朝廷下场。」
赵胜则显有些忧虑，试探著问道：
「陛下，这么闹下去也不是办法，朝廷要不要出手干预干预？」
江瀚摆摆手：
「无妨，让他们吵去吧。」
「朝廷现在不宜出面，咱们只需要把月报给办好就是了。」
但赵胜对此还是有些顾虑：
「臣也是担心……万一有些狂悖之徒口出狂言，中伤朝廷或是诋毁新政，那就有些难看了。」
「这帮年轻学子最是胆大妄为，不可不防啊。」
「而且臣还听说，民间有不少书院都私自办了报，企图在市井发卖，朝廷是不是应该下令限制一二？」
江瀚直起身子，微微颔首：
「你说的也有道理，是该有所限制，但同时也不能一刀切，彻底禁绝此事。」
「朕之所以要开办月报，一来是为了让朝廷政令、国家大事等消息，通过报纸这一载体，更进一步深入民间；」
「二来，也是为了让民间有一个发声的渠道，做到下情上达。」
说著，他从御案上拿起一封折子，递给了赵胜：
「这是朕草拟的采编条例，往后报务局可以依此行事，你也帮著参详参详，有什么意见尽管提出来。」
赵胜闻言连忙双手接过，仔细翻阅起来。
上头条例密密麻麻，写十分详尽，显然是经过反复斟酌。
在这封采编条例里，江瀚明确划定了报刊的内容准则与审核红线：
由于是官报，所以大汉月报的头版，必须刊载朝廷颁布的政令、诏书、新规等，用以通晓天下。
其次便是鼓励刊载关于算学、格物、农事、水利等实用学说的文章；士民百姓有冤屈建言，也可以投稿。
凡是有鼓吹聚众、颠覆谋逆、分裂社稷的言论，一律不准发布，且要追责撰稿人。
诋毁朝廷既定国策的言论，比如诋毁均田、清丈、释奴等新政的文章也不能刊发；
但同时也允许民间，针对新政具体执行中出现的问题，提出建议与质疑，比如某县某地出现清丈不公、或者释奴滞后等具体情形。
此外，凡是没有真凭实据攻击朝廷命官的文章，也被禁止刊发；否贼便以诬告攀扯定罪，按律反坐。
至于涉及谶纬、符命、巫蛊等怪力乱神之说，则是一律禁绝；涉及边防、军机、密旨等机密内容，也不登报。
条目繁多，面面俱到，江瀚几乎是把能想到的都列了进去。
至于其他细节，也只能在日后推行的过程中再行补充了。
其实从心底而言，江瀚并不认同彻底封禁民间报业的粗暴管控方式。
要是换做历朝历代其他封建帝王，面对此起彼伏的民间舆论、与自发兴起的民间报刊，最稳妥的统治手段便是一刀切；
封禁所有民间报业，只保留朝廷独家官报。
如此一来，天下士民便只能听朝廷一家之言；同时发卖全国的巨大利润，也能尽数归入国库，可谓一石二鸟。
但这不是江瀚想要的。
有句话说好：
如果尖锐的批评完全消失，温和的批评将会变刺耳；
如果温和的批评也不被允许，沉默将被认为居心叵测；如果沉默也不再允许，赞扬不够卖力将是一种罪行。
如果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，那么唯一存在的那个声音就是谎言。
堵不如疏。
一味的压制只会让不满在暗处发酵，最后酿成不可收拾的后果。
不如打开一个口子，让民间的声音以传播；只要在规则之内，哪怕骂几句朝廷、挑点毛病，也翻不了天。
而除此之外，江瀚也极为看重报纸行业背后庞大的民生与商业价值。
报业绝非只是单纯的舆论工具，如果健康发展下去，日后势必会成长为一个深刻影响世界的庞大产业与社会力量。
从商业角度看，这份纸面上的营生，能养活的远不止几个报童、十来个雕版匠人。
它可以从上游直接拉动造纸、制墨、活字铸字、雕版刻书、印刷器械制造一众手工业蓬勃发展；下游联动驿传物流、街头零售、书铺分销等各行各业。
整条产业链环环相扣，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大量雇工人力，久而久之，便能吸纳大量劳动力，稳定民生根基。
而从舆论角度出发，报刊也能起到监督地方吏治，揭露腐败、引导风气的作用，是社会运转中不可或缺的一环。
江瀚的设想是，最好能形成一个「官督民办」的模式——
由朝廷提前划定红线，让民间也能参与到这个行当中来。
可以参考赌博牌照，给民间报房设立一个经营牌照：
有意办报的商人或组织，可以向礼部下设的报务局提交申请，提供担保，获批后才能经营。
如此既能让民间声音有序流动，又不至于失控。
不过这些还都是后话，眼下关于道统之争的争吵还在继续，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迹象。
除了江南士子以外，江西、两广、福建等地的学子也纷纷加入了进来；
唯独只有西南三省、陕北、山西等省份的士子始终静悄悄的，全程置身事外，毫无动静。
起初，其他地区参与论战的士子们对此丝毫不以为意，还以为是西南、西北这种偏远之地文教落后，士子学识浅薄，难以参与进这场道统之争中。
可直到一封诏书从紫禁城发出，才令众人恍然大悟，彻底明白了西南、西北士子沉默的缘由。
奉天承运皇帝，诏曰：
朕闻古之取士，非以空言，要在人。
自三代以降，取士之法代有更革。
周以德行，汉举孝廉，至隋唐而设科举，以文章取天下才，亦一时之良制也。
大汉新朝肇建，百废待兴，朕夙夜忧惕，唯恐天下英才埋没草野，不能与朕共治。
今重开科举，凡入试者，须通晓经义，更须通算学、知农政、明水利等。
望天下士人闻风向义，各展所长，上可明圣贤之道以正人心，下可通农商之术以济万民。
布告遐迩，咸使闻知。
紧跟著这封诏书一起下发各州县的，还有礼部奉旨开科取士事的一应细则。
首先便是定下科举时间——
第一场乡试将定于次年三月，会试定于八月，而殿试则定于十月，日程十分紧凑。
参考人员除了大汉朝的举子、生员之外，也同样允许前明的生员、举人一体应试，不分新旧，唯才是举。
最关键的则是考试范围：
乡试、会试分别都为三场，第一场考经义，第二场考算学，第三场考农政、水利。
殿试则还是老样子，以策论为主。
正吵不可开交的南方学子们这才恍然惊觉，原来朝廷要举办抡才大典了。
怪不西南、西北的学子一点动静都没有，感情都在闷头准备参加科举呢，哪还有闲工夫跟人打口水仗？
诏书一出，原本沸沸扬扬、激烈不堪的论战顿时安静了不少；堵在钱府外叫骂的士子们连夜收拾起了行囊，准备赶回家乡备考。
毕竟再怎么吵破大天，也换不来功名前程。
年轻的士子们总算是偃旗息鼓，把精力放到了自己的前程上。
但年长些的老顽固们，却依旧不准备善罢甘休。
他们大多是些没有功名在身的酸腐文人，平生所学尽是四书五经，孔孟程朱早已刻进了骨子里；
一朝改革，等于把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根基都给抽了去，如何能甘心？
他们自知已过了重头苦读的年纪，功名无望，便转而质疑起了朝廷——
在道统之争尚未盖棺定论时，便下旨宣布改革科举，有罔顾民意、操之过急之嫌。
但这少数的质疑声却根本站不住脚。
知晓内情的云贵川籍士子立刻跳出来反驳，声称早在快十年前，大汉朝的科举便已经在四川改了制；算学、农政等科目早已推行多年，并非临时起意、仓促上马。
倒是这帮酸丁两耳不闻窗外事，只顾埋头苦读，不知天时已移。
弄清了事情原委，这帮老顽固们才总算回过味来。
原来从头到尾，钱谦益撰文痛斥衍圣公、请求永革圣爵、抨击程朱陆王、呼吁科举改制；从来都不是什么一时兴起、有感而发的立论。
此辈定然是看准了新朝早已有改制之心，所以才刻意主动下场，引爆士林舆论，以此在新皇面前表忠献媚、攫取政治资本。
亏这姓钱的还是一代大儒，竟然如此寡廉鲜耻！
于是士人们又纷纷调转枪口，开始攻击起了钱谦益的私人道德，指责他反复无常、趋炎附势。
更有甚者，还将钱谦益曾出使山东、勾结鞑清的旧帐翻了出来，指责其通虏卖国。
身陷舆论漩涡的钱谦益自然不会坐视不理，立刻又撰文反击。
双方你来我往，刚刚才平息不久的骂战又进入了第二阶段，让看戏的市民百姓们十足过了一把瘾。
而就在骂战如火如荼之时，远在山海关的顺国公李自成，也正式吹响了收复辽东的号角。
盛夏刚过，暑气渐消，李自成便点齐了五万精兵，自山海关东出，沿著辽西走廊一步步往前推进。
大军前后绵延数十里，旌旗蔽日，车马如龙。
沿途的烽燧墩台大多已经被毁，有的倾塌过半，有的只剩一堆黄土，唯有路基还在，指引著前行的方向。
前锋部队最先抵达宁远城下。
这座曾经威震辽东的关宁重镇，如今早已是残破不堪。
当年吴三桂下令拆毁宁远时，是将这座城从里到外彻底摧毁的。
城墙上原本密布的垛口、女墙、敌楼、角台等防御工事早已被拆毁殆尽；砖石被撬走，只剩夯土裸露在外，任凭风雨侵蚀。
城中的房屋也被尽数推倒，焚毁；水井被被堵死填平，连可用的水源都找不到。
后来虽然清兵占了宁远，但也没能对其进行大规模修复。
由于远离后方，鞑子只能在城外的校场附近，草草建起了几排营房，充作哨所和马厩。
除此之外，整座宁远城便与废墟无异，没有一丝价值。
可偏偏宁远的地理位置又极为重要，对于意在收复辽东汉军来说，此地是大军出关东征的第一个前沿支点；
宁远若在，那么后方粮草辎重便有了中转之地，不必再千里迢迢从山海关一路拉到锦州。
所以无论如何，李自成也想办法将宁远重新修复，打造成大军前出的后勤基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