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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0章省城声音(第1/2页)
桌上摊着信纸，写废了三张。
陈建国握着笔，不知道怎么写才好。写数字太假，写困难像抱怨，写官话自己都别扭。
父亲走进来：“还没写出来？”
“不知道怎么写合适。”
父亲拿起废稿看了看：“就照平时说话那样写。事情是咋样，就写咋样。”
“会不会太直接？”
“绕弯子的话说给爱听弯弯绕的人听。”父亲说，“你不是去说给他们听的。”
三天后，县委吉普车来了。梁书记在门口等着。
“省里情况复杂。”梁书记说，“你代表的是想干实事的农民。有人想听真话，有人不爱听。该说的话要说。”
陈建国点头。
梁书记递来笔记本：“带上这个，上面有数据。”
母亲塞来一包煮鸡蛋：“省城东西贵，饿了吃。早点回来。”
车开出县城。陈建国回头看，跃进大队在晨雾中模糊，白色大棚还很清晰。
省城比县城大。街上自行车很多，铃声响成片。
百货大楼橱窗里电视放《霍元甲》，一群人围着看。副食店排长队，凭票买冬储白菜。空气里有煤烟味和炸油条香。
八三年的省城就是这样。
省招待所是栋老楼。同屋的人已在收拾东西是一袋袋五颜六色的纽扣。
“新来的？”那人抬头笑，“温州王友福，做纽扣生意。”
“陈建国，种蘑菇。”
“蘑菇好！”王友福抓起纽扣，“民以食为天！不像我这个，小玩意儿。”
晚上两人聊天。王友福讲怎么去广州进货，怎么躲工商的人。陈建国讲种蘑菇，讲那些想卡他的人。
“兄弟，你不容易。”王友福叹气，“我们那边也有人卡，但你遇到的更麻烦。”
第二天去报到处。两个年轻干部坐在那里。
“跃进大队种蘑菇的？房间号？”
“203。”
“会议材料。”女干部递来文件袋，“明天八点，省政府礼堂开会。你发言第三天上午，十分钟。稿子好了吗？”
“在准备。”
“提醒一下，”男干部语气严肃，“发言要正面，多讲成绩，少讲困难，别提具体的人和事。要体现大好形势。”
陈建国点头。
回房间看名单，两百多人里，三分之一是干部，三分之一是国营单位的，剩下是个体户。很多个体户名字后写着“某市典型”“某县先进”。
王友福回来撇嘴：“叫咱们来，又不让说真话。这算什么事？”
会议第一天，省政府礼堂。
礼堂很大。陈建国找到本县位置坐下。前排干部从容喝茶，后排个体户拘谨。
领导讲话，都是那些话。掌声热烈，但陈建国注意到后排有些人鼓掌只是做样子。
下午是典型发言。第一个是国营服装厂厂长，讲打破大锅饭。数据漂亮，最后说都是在党的领导下。
第二个是供销社主任，讲服务个体经济。话里话外还是供销社老思路。
第三个是个体户典型，开饭馆的。发言稿明显是干部写的，满嘴政策术语。讲到具体经营，只有一句“营业额稳步增长”。
陈建国听着，心里不是滋味。
晚上回房间，王友福整理纽扣样品。
“看见了吧？”王友福摇头，“都是按剧本演戏。咱们真干事的，倒像陪衬。”
“明天该你发言了？”
“嗯，讲小纽扣大市场。”王友福苦笑，“稿子是县里写的，让我背熟。说实话，我自己念着都想笑。”
第二天上午，王友福发言。他照稿念了五分钟，有些磕巴。下台时前排领导礼貌鼓掌，后排几个个体户摇头。
陈建国坐在台下，手心是汗。他的发言在明天上午。稿子他改成了最朴素的写法。
下午他溜出会场，在街上走。初冬的风很冷，街边有几个摆摊的，缩着脖子，手冻得通红。
这才是真实样子。
晚上给家里打电话。传达室老头喊：“203陈建国，电话！”
父亲从大队部打来。
“省里咋样？”
“在开会。家里呢？”
“都好。新一批菌包种完了。狗剩能自己带组了。县农科院来了两个人想学配方，我让他们跟着看，没给本子。”
“嗯，这样对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。“建国，”父亲声音传来，“该怎么说就怎么说。家里别担心。”
挂掉电话，陈建国站了一会儿。老头从老花镜上方看他：“小伙子，家里电话？”
“嗯。”
“好好干。”老头说，“我儿子也摆摊，卖早点。不容易。”
第三天上午，陈建国上台时腿有点软。
礼堂安静。前排有领导低声说话。他看见梁书记坐在靠边位置，看着他微微点头。
话筒杆很凉，握上去时手心有汗。
“我叫陈建国。”他说，“跃进大队农民，种蘑菇的。”
没有客套话。台下有人抬头。
“我今天不汇报数据，不讲成绩。我想讲三个小故事。”
第一个故事：父亲试验配方的冬天。煤油灯下，老人一遍遍调整配料，失败一次又一次。最后成功那天，父亲拿着白蘑菇，手在抖。
“技术是自己琢磨出来的。没人教，只能自己试。”
第二个故事：王二柱搞破坏被抓。十六岁少年，手里拿着剪刀。王老栓跪下来哭，说“不怪我侄子，怪我”。保证书上红手印，像血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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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想做事的人，总有人不想让你做。明的暗的，都有。”
第三个故事：深夜在梁书记家。煤油灯，旧书房，桌上摊开的证据。他说“我要公平”，梁书记问“你要什么结果”。
“我要的不是谁下台。我要的是，让想做事的人能做事，敢做事，做了事能有回报。”
礼堂安静。前排有领导皱眉。
“我就想问一个问题。”陈建国看着台下，“如果老实做事的人总要低头，会钻营的人总能得利，那改革到底是为谁改的？”
话音落下，安静。
然后掌声从后排响起。开始零星，接着连成片。王友福站起来用力拍手。几个个体户站起来。前排领导没动，但梁书记在鼓掌，动作不大但坚定。
陈建国下台，手心还在出汗，但心里平静了。
休息时他被围住。王友福抓住他胳膊：“兄弟，说得太好了！说到我们心里了！”
几个人凑过来。一个卖服装的塞来纸条，写着地址。一个修家电的小声说他们那儿也一样，工商税务没完没了。
也有人走过来说：“小陈同志，注意影响。有些话不能乱说。”
陈建国点头。
这时一个女干部走来，短发戴眼镜。
“陈建国同志？”
“我是。”
“省改革政策研究室副主任，姓方。”女干部伸手，“你的发言我听了。方便说几句吗？”
两人走到走廊。
“小陈，知道为什么请你来吗？”
陈建国想了想：“因为我蘑菇种得好？”
“这是一方面。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真实声音。请你来的是我们研究室的基层调研组。”
她停了一下：“但会议主办方是省里宣传处。他们要的是政绩，要的是好消息。所以会要求你讲成绩不讲困难。”
陈建国明白了。
“省里也有不同看法。”方主任说得很直接，“有些人想把改革说成一片大好，但我们知道底下有问题。不解决，好不了。”
“您需要我做什么？”
“我们需要一份真实调研报告。关于个体经济发展遇到的实际问题。你在发言里提了，但我们需要更详细材料。你愿意帮忙吗？”
陈建国沉默。他想起李副主任的事，想起那些匿名信。
方主任看出他犹豫：“你可以考虑。但我想告诉你，改革需要真话。需要有人把底下情况，一层层报上来，报到有人听有人管为止。”
“报告能送到哪儿？”
“省主要领导手里。我以党性保证。”
远处传来铃声。
“我考虑考虑。”陈建国说。
“好。”方主任递来名片，“会议结束前给我答复。”
下午的会陈建国没怎么听。他想方主任的话，想父亲电话里的声音。
晚上，他给方主任打电话。
“我答应。但有两个条件。”
“你说。”
“第一，报告里不能出现具体人名地名。第二，如果可能，报告出来后给我一份。”
“可以。明天上午来我办公室一趟。有些材料给你。”
第二天，陈建国去方主任办公室。房间不大，堆满文件和书。
方主任递来档案袋，封面上印着“内部资料”。
“这是一份调研提纲。问题比较直接。一个月内写一份详细报告，包括你亲身经历的，还有你了解的其他个体户的情况。实事求是，不夸大不缩小。”
陈建国打开档案袋。提纲十几页，问题很直接。
“这些……”他抬头。
“都是我们想知道的。”方主任说，“改革不是请客吃饭，是要动一些人的利益。不动，改革就推不动。”
临走时，方主任像是随口说：“这份提纲我们内部也有不同意见。有人说问题太尖锐，现在不适合提。所以你的报告可能需要些时间才能送到该送的地方。”
火车站，王友福在等。
“兄弟，多保重。”王友福握他手，压低声音，“写那种东西，得留个心眼。我在温州见过，有人写了真实情况，后来被穿了小鞋。不是不让你写，是让你保护好自己。”
火车开动了。陈建国靠窗坐着，看外面飞驰而过的田野。秋收结束了，大地裸露，偶尔能看到秸秆在风里摇晃。
远处，土房冒着炊烟。
他打开档案袋，又看了看提纲。问题一个接一个，像是在平静水面下探测暗礁。
同车中年男人睡着了。年轻母亲抱着孩子，孩子哭闹，她轻声哼歌。陈建国看着这些人，他们不知道他背包里装着什么，不知道那份提纲可能带来的变化。但他们的生活，卖早点的，摆摊的，种地的，都将被这场改革改变。
火车鸣笛，驶入隧道。黑暗吞没一切，车窗变成镜子，映出车厢里模糊人影。只有头顶的灯亮着，昏黄的光照在疲惫的脸上。
陈建国看窗玻璃里的自己。二十三岁，脸上还有年轻人的样子，但眼睛里的东西已经不一样了。
隧道很长。黑暗持续了很久。
但前方终于出现了光点。
光点越来越大，越来越亮。火车冲出隧道，冬日苍白的阳光涌满车厢。
田野又展开了，村庄，树木，电线杆，在阳光下一闪而过。
陈建国把档案袋收好，放进背包，拉上拉链。
他知道，路还长。但总得有人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