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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08章朝议均田制(第1/2页)
仪凤三年，八月末。
吏治肃清的雷霆风暴仍在持续，狄仁杰的“黜陟使”衙署与李瑾的“总理漕运使”衙门如同两柄交叉挥舞的利剑，在官场与运河沿线刮起阵阵血雨腥风。贪官污吏的人头落地，抄没的家产入库，确实在一定范围内起到了“杀鸡儆猴”的效果。至少，明面上的奢靡收敛了，办事推诿减少了，来自民间的诉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与回应。然而，无论是端坐洛阳深宫的武则天，还是奔波在查案、清淤一线的李瑾与狄仁杰，都清楚地意识到，杀，只是治标，甚至可能激起更隐蔽、更顽固的反噬。那些被暂时震慑的蠹虫，会像地鼠一样蛰伏更深，等待风暴过去。而那些导致“兼并”、“漕弊”、“民困”的根本症结——尤其是土地日益集中于少数人之手，大量农民失去生产资料，沦为佃户、流民，成为社会不稳定根源——并未因几颗人头落地而有丝毫缓解。
武则天与李瑾都明白，不触及土地这个封建社会最核心的生产资料和财富象征，任何“吏治澄清”、“漕运整顿”都将是隔靴搔痒，甚至可能为更剧烈的兼并铺路（清退的贪官土地，往往被更强力的豪强吞并）。于是，在“媚娘怒惩贪”的鲜血尚未完全干涸之际，一场旨在从根源上缓解土地矛盾、抑制兼并、重新分配生产资料的更大胆、也更艰难的尝试，被提上了朝堂议程。这便是——重新讨论并试图改良，那早已名存实亡的帝国基石之制：均田制。
九月初一，大朝会。气氛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凝重。官员们屏息凝神，皆知今日必有大事。果然，待例行奏对完毕，天后武则天并未示意散朝，而是将目光投向户部尚书韦待价。
“韦尚书，”她的声音平静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穿透力，“近日，朕览各道州户部奏报，及狄仁杰、裴炎等查访所得。民户逃亡日多，在籍丁口隐漏严重，而兼并之势愈炽，富者田连阡陌，贫者无立锥之地。此乃动摇国本之大患。昔太祖（李渊）、太宗立国，行均田、租庸调之法，旨在均贫富，抑豪强，使民有恒产，国有恒赋。何以时至今日，此法几近废弛，弊端丛生？今日朝议，便议一议，这均田之制，是存？是废？是改？如何改，方能抑制兼并，安辑流亡，稳固国本？”
问题抛出，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巨石。殿中寂静片刻，随即响起一片压抑的吸气声。均田制，这个自北魏创立，经北周、隋、至唐初奉为圭臬的土地制度，在高宗朝，尤其是“仪凤新政”带来的商业繁荣、人口流动加剧背景下，早已事实崩坏。朝廷不是不知道，只是牵涉太广，利益太大，无人敢轻易触碰这个“马蜂窝”。如今，天后在吏治风暴未息之际，悍然将此议题端上朝堂，其决心与魄力，令人心惊，也令无数人心头狂跳。
短暂的沉默后，太子少保、出身山东高门的李敬玄率先出列。他须发皆白，面容儒雅，是朝中清流与守旧派的代表之一。此前，他对吏治风暴保持沉默，但触及土地根本，他不能再坐视。
“天后明鉴。”李敬玄声音沉稳，带着岁月积淀的权威，“均田制，乃立国之本，授民以田，课之以赋，天下晏然。其法本善，然时移世易。自贞观以来，承平日久，人口滋繁，而可授之田日寡。丁口滋生，田不加增，此一难也。豪强富户，巧取豪夺，或借高利，或倚权势，侵吞小民永业、口分，官府稽查不易，惩治不力，此二难也。勋贵、官吏，依制受永业田、职分田，本为养廉酬功，然后世子孙，累世兼并，田产阡陌相连，远超法度，此三难也。兼以战乱、灾荒，民多流徙，田亩荒芜，簿籍混乱，旧制实难维系。故臣以为，非不欲行均田，实不能行也。若强行恢复旧制，清丈田亩，重分土地，必致天下汹汹，豪强怨怼，胥吏趁乱渔利，小民未见其利，先受其扰，恐非安民之道，实为取乱之道也！”
李敬玄的话，代表了许多朝臣，尤其是出身世家大族、或与地方豪强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官员心声。他们承认问题，但将原因归咎于“时移世易”、“人口滋繁”等客观因素，并极力渲染恢复均田的难度与风险，实质是反对任何触动现有土地格局的改革。
“李少保此言差矣！”户部尚书韦待价出列反驳。他主管财政民生，对土地兼并的恶果感受最深，且是“万年策”的坚定支持者。“时移世易，法亦当变！岂可因施行有难，便因噎废食，坐视兼并横行，民不聊生？民无恒产，则无恒心。如今流民日增，逃户遍地，非但国家赋税无着，更是社稷动荡之源！高昌、吐蕃之乱，其始皆由民困！均田制纵有千难，亦当思变革之法，而非一概弃之！臣以为，当严查田亩，厘清户籍，对逾制占田者，课以重税，乃至限令还田；对无地、少地之民，可授以官田、荒地，或由朝廷出资，向大户赎买部分田地分发；同时，严禁以任何形式进行土地抵押、买卖，违者重惩！此虽非恢复古制，实为新形势下的抑兼并、安流民之策！”
韦待价的方案相对务实，试图在承认现状的基础上，通过税收调节、行政赎买、严格管制等手段，部分恢复土地的调节功能。但这同样触动了既得利益者的蛋糕。
“韦尚书之议，看似稳妥，实则空想！”一位出身关中勋贵家族的将军出列，声音洪亮，带着武将的直率（或许也代表了部分新崛起的军功集团利益），“课以重税？如何界定‘逾制’？各家田产来源复杂，有祖传，有赏赐，有购买，如何细分？限令还田？那些田地早已辗转数手，耕种多年，强行收回，岂不激起民变？朝廷赎买？国库如今虽丰，然漕运整顿、边军粮饷、百官俸禄、河工赈济，处处需钱，何来巨款赎买田产？赎买之价，如何定？定低了，大户不卖；定高了，朝廷不堪重负！至于严禁买卖，更是不通人情！百姓遇有急难，卖田求生，自古皆然，岂能一概禁绝？此令一下，黑市盛行，兼并更烈！”
他的话，道出了改革面临的实际操作难题和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，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既得利益者（包括通过军功、商业、甚至新政崛起的新贵）的担忧与抗拒。
这时，一位以“明经”入仕、在地方为官多年、现为工部侍郎的“实务派”官员出列，他提出了更尖锐的问题：“天后，诸公，下官曾历任数州县，于田亩之事，略知一二。即便不论勋贵、豪强，单说寻常富户、商人，其购置田产，多为保值、传家，亦是朝廷法令所允。若骤然以新法夺其产业，或课以重税，是失信于民，动摇朝廷法度之根基。再者，均田之制，核心在于‘计口授田’，然如今丁口流动频繁，匠人、商贾、佣工，不事农耕者众，如何授田？授之何用？若强令归农，则百业凋敝。且田有肥瘠，地有远近，如何做到真正的‘均’？凡此种种，皆非一纸诏令可解。牵一发而动全身，臣恐画虎不成反类犬，旧弊未除，新乱又生啊！”
这位官员的话，点出了均田制在新时代面临的更深层困境：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。单纯的农业社会模型，已不完全适用于工商业有所发展、人口流动加剧的“仪凤时期”。强行恢复以“计口授田、附地著农”为核心的均田制，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。
朝堂之上，支持改革（以韦待价、狄仁杰等为代表）与反对改革（以李敬玄、部分勋贵、务实派官员为代表）的两派，观点激烈交锋，引经据典，各执一词。支持者痛陈时弊，强调危机，呼吁变革；反对者则大谈困难，渲染风险，主张维持。双方都有道理，也都难以完全说服对方。气氛越来越激烈，也越来越僵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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端坐御榻之侧的武则天，始终面色沉静，凤目微垂，仿佛在倾听，又仿佛在思索。她的目光偶尔扫过丹陛下的李瑾。李瑾自朝议开始，便一直沉默，眉头紧锁，显然也在深思。
就在争论趋于白热化，双方僵持不下时，一个意想不到的声音响起。
“天后，诸公，臣有一言。”出列的是新任中书侍郎，出身寒门、因精通庶务、善于理财而被武则天破格提拔的崔神基。他年富力强，目光锐利，是“新贵”中的代表人物之一。众人目光聚焦于他，想听听这位“天子近臣”、改革新锐有何高见。
崔神基清了清嗓子，声音清晰：“适才诸公所言，皆有其理。然臣以为，今日之争，非‘复古’与‘守旧’之争，乃‘固本’与‘安民’之择也。均田制之精神，在于抑制兼并，保障民生，稳固国本。此精神，放之古今而皆准。至于具体法度，自当因时制宜，灵活变通。”
他顿了顿，见吸引了众人注意，继续道：“臣浅见，或可试行‘限田、清丈、税赋调节、鼓励垦荒’四策并举之法。其一，限田：不再拘泥于旧制丁口授田数额，而是规定民户（包括勋贵、官员）拥有田产之上限，超额部分，非强令归田，而可由朝廷以公帑分期赎买，或课以累进重税，使其无利可图，自愿释出。其二，清丈：重新大规模、彻底清丈全国田亩，绘制鱼鳞图册，明确产权，使隐匿、诡寄无所遁形。此乃一切之基，虽工程浩大，但非做不可。其三，税赋调节：改革租庸调，试行‘摊丁入亩’、‘以资产为宗’之新税法，田多者多纳，田少者少纳，无田者不纳（或纳极轻之丁银），从税负上抑制兼并动机。其四，鼓励垦荒：出台优厚政策，鼓励无地、少地之民前往边地、丘陵、滩涂等未垦之地开荒，新垦之地，数年乃至十数年免征赋税，永为已业，以分流人口，缓解人地矛盾。”
崔神基的方案，显然比韦待价的更为系统，也更具操作性，融合了历代土地政策的智慧，并试图引入新的税收理念。这引起了部分官员的深思。
然而，反对之声立刻响起。一位出身江南士族、现为礼部郎中的官员驳斥道：“崔侍郎之议，看似周全，实则祸患更深！限田？如何定限？关中、江南、巴蜀，地力不同，产量悬殊，一限之数，岂能公平？清丈？谈何容易！前朝隋炀帝亦曾大索貌阅、核定户籍，结果如何？扰动天下，怨声载道！摊丁入亩？更是动摇祖宗成法！租庸调乃租、庸、调三者并行，各有其义，岂能轻改？鼓励垦荒更是远水难救近火，且边疆苦寒，险地难垦，百姓岂愿背井离乡？”
“再者，”另一位与漕运利益集团关系密切的户部郎中阴恻恻地补充，“崔侍郎所言‘以资产为宗’，莫非要将工商之利、舟车之便，皆纳入课税？此非与民（实为与商贾、工坊主）争利乎？恐伤百业之生机啊！”
争论的焦点，从“是否该动土地”，迅速转向“如何动”、“动谁的奶酪”，变得更加具体，也更加尖锐。崔神基的方案，触动的不再仅仅是传统的土地食利者，更触及了新兴的工商业者、以及依靠田产和商业双重获利的复杂利益网络（包括许多“新贵”）。反对的声浪，不仅来自守旧派，也开始来自部分本应支持改革的“新贵”和务实派。他们或许赞同打击贪官，但绝不愿看到自己的合法（或灰色）田产和财富受到威胁。改革的同盟，在触及最根本的土地和财产权时，开始出现裂痕。
李瑾将这一切看在眼里，心中冰凉。他深知崔神基的方案已是相对温和、具操作性的改良之策，竟也遭遇如此巨大的阻力。这不仅仅是利益之争，更是观念之锢、制度之惰。整个统治阶层（包括新兴阶层），其思维和利益，已深深嵌入现有的土地—税收—人口结构之中，任何试图改变这一结构的努力，都会遇到整个体系的顽强抵抗。
就在朝议陷入僵局，反对声浪渐占上风之际，一直沉默的李瑾，终于出列。
他没有直接反驳任何人，而是转向御座，声音沉静，却带着一种穿透喧嚣的力量：“天后，诸公。方才所言，皆是从朝廷、从官、从富的角度，论可行与否，利弊几何。可否容臣，从汴州汜水县李家庄，一个名叫李老栓的老农；从荥阳城外病坊里，那些等死的流民；从运河岸边，因胥吏盘剥、河道淤塞而破产的船户的角度，问一句——”
他停顿，目光缓缓扫过满朝朱紫：“当他们田地被夺，家破人亡；当他们饥寒交迫，求告无门；当他们辛苦劳作，却食不果腹之时，我们在这里争论的法度沿革、操作之难、利益平衡、祖宗成法……于他们而言，有何意义？”
殿中为之一静。
李瑾继续道，声音不高，却字字千钧：“民为邦本，本固邦宁。如今，本已在动摇。我们是在修缮即将倾颓的屋宇，还是在争论该用何种木材、何种榫卯更为雅致？均田也好，限田也罢，清丈也好，税改也罢，具体方略，可详加斟酌。但方向，必须明确：抑制兼并，安辑流民，使耕者有其田，居者有其屋，此乃社稷存续之基，亦是朝廷不容推卸之责！若因其难而不为，因惧乱而苟安，则今日之小患，必成明日之心腹大患；今日不流汗改革，他日必流血平乱！诸公熟读史册，当知前朝之覆，多由民变。这‘难’，我们今日不面对，难道要留给子孙后代，面对一个积重难返、轰然崩塌的江山吗？！”
李瑾的话，如同暮鼓晨钟，敲在每个人心上。他将问题从技术层面的争论，提升到了统治合法性、王朝存续的高度。殿中一时寂然。即便是最顽固的反对者，也被这直指核心的诘问，震得一时无言。
武则天适时开口，她的声音平静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：“相王所言，乃谋国之论。土地之事，关乎国本，关乎民心，关乎社稷存亡。难，固然是难。但再难，也要做！诸卿所虑，亦不无道理。具体方略，可再行详议，博采众长。然抑制兼并，安民固本之大政方针，不容更易！”
她目光如电，扫过全场：“着，由政事堂牵头，户部、工部、刑部、御史台，及诸相关寺监，会同狄仁杰、李瑾、韦待价、崔神基等，就均田、限田、清丈、税改、垦荒诸事宜，详拟章程，权衡利弊，于一月内，拿出可行之策，奏报于朕。在此之间，凡有借兼并、通债、强买强卖，侵夺民田，致民流亡者，一经查实，严惩不贷！狄仁杰、李瑾，你二人所领黜陟、漕运之事，凡涉土地兼并者，一并严查！”
“臣等遵旨！”被点名的几人躬身领命。
朝会在一片沉重而复杂的气氛中散去。武则天和李瑾，以强大的政治意志，强行将“改良土地制度”的议题，钉在了朝堂议程之上。然而，所有人都明白，真正的较量，刚刚开始。今日朝堂上的争论，只是冰山一角。其下潜藏的，是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、根深蒂固的观念阻力、以及改革可能引发的难以预料的社会震荡。
“朝议均田制”，如同一块投入深潭的巨石，激起的涟漪，将远远超出紫宸殿，波及整个帝国的每一个角落。而李瑾最后那番关于“李老栓”的诘问，则像一根尖刺，扎在了许多人的心头，也预示着一场围绕土地、财富、权力再分配的、更加深刻和艰难的博弈，已然拉开序幕。仪凤改革的深水区，到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