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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89章帝疾后听政(第1/2页)
贞观二十五年的岁末，比长安城的人们预想中来得更加凛冽，也更为猝不及防。腊月刚至，几场铺天盖地的风雪便席卷了关中平原，将巍峨的皇城也裹挟进一片银装素裹、万籁俱寂的肃杀之中。然而，比这酷寒更令帝国中枢措手不及、忧心忡忡的，是紫宸殿内传出的那个消息——陛下风疾复发，且来势汹汹。风疾，即后世所谓高血压、中风一类心脑血管疾病，乃李唐皇室隐疾。太宗皇帝晚年便深受其苦，最终因此病缠身，加剧了“丹药”之祸。而今，年轻的皇帝李治，似乎也未能逃脱这家族病根的侵袭。只是谁也没料到，这场病会在他春秋鼎盛之年，在“建言十二事”推行初见成效、朝局看似稳步向前的关口，以如此凶猛之势骤然袭来。
腊月初十深夜，皇帝于紫宸殿批阅奏章时，突感头目眩晕，手足麻木，言语亦稍有不利。**侍立的内侍惊慌失措，急召太医署当值医官，后又连夜将已回府休息的刘神威等数位顶尖太医悉数召入宫中。立政殿的武媚娘闻讯，顾不得夜深雪大，仅披一件斗篷便匆匆赶至紫宸殿。只见皇帝面色潮红，半倚在榻上，眉头紧锁，神情间既有痛苦，更有难以掩饰的惊怒与一丝……恐惧。他对自己的身体一向颇为自信，此等骤然失能的体验，对一位正值壮年、雄心勃勃的帝王而言，无疑是沉重打击。
太医们会诊后，神色凝重。刘神威向焦急守候在屏风外的皇后及闻讯赶来的几位宰辅（长孙无忌、于志宁、李瑾等）禀报：陛下此乃“肝阳上亢，风痰上扰”所致，乃风疾急性发作之兆。需立即静养，避风节劳，戒怒戒躁，佐以汤药针灸，徐徐调理，或可缓解。然此病根深蒂固，易反复发作，万不可再如往日般夙夜操劳，尤其是不可再经受重大刺激与持久的精神紧张。否则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消息虽被严密封锁在极小范围内，但皇帝突发重疾、无法临朝的消息，仍如同冬日惊雷，瞬间打破了朝堂那因新政小成而维持的表面平静，在帝国最高权力层激起了巨大的波澜与深重的忧虑。国不可一日无君。**皇帝病重，无法视事，堆积如山的奏章、亟待决断的政务、四方边镇的动态、乃至年关节下的各项大典仪制……这一切，该如何处置？
最初的几日，朝会暂停。由太尉长孙无忌领衔，侍中褚遂良、中书令于志宁、司空李勣，以及同中书门下三品李瑾等政事堂宰辅，轮流赴紫宸殿外值宿，处理最紧急的军国要务，并将处理意见简要奏报卧榻上的皇帝定夺。然而，皇帝精神不济，往往只能听个大概，便疲惫地挥手示意“依议”或“再议”，许多事务的决策效率大为降低，且皇帝状态时好时坏，决策的连贯性也成问题。更棘手的是，许多涉及具体人事、财赋乃至礼法的日常政务，并非都紧急到需要宰辅们亲力亲为，却也不能长久积压。
在这种微妙的僵局中，一个身影开始越来越频繁、也越来越深入地出现在紫宸殿的御案之侧——皇后武媚娘。**自皇帝病发，她便几乎寸步不离地守在紫宸殿暖阁，亲自侍奉汤药，安排太医诊治，安抚皇帝情绪。她的沉着、细致与毫不掩饰的忧急，让病中的皇帝倍感慰藉。更重要的是，当皇帝因精力不济，无法细览奏章，却又对某些政务放心不下时，武媚娘便成了他最重要的“耳目”与“口舌”。
起初，她只是按照皇帝的吩咐，为他诵读一些相对次要的奏疏，或代笔写下几句简单的朱批（如“知道了”、“交某部议”）。皇帝口述，她记录，再交由当值宰相或中书舍人去具体执行。渐渐地，皇帝发现，皇后在诵读奏章时，不仅能口齿清晰，还能在关键处稍作停顿，简要归纳要点，甚至能就某些她了解背景的政务（多与“建言十二事”相关），提出一两点颇为中肯的看法。皇帝偶尔询问她的意见，她总能引经据典，结合实际情况，给出谨慎而不失见地的回答，从无越俎代庖之态，反而处处体现着为君分忧、补阙拾遗的“贤内助”本分。
一次，皇帝精神稍好，看着案头堆积的奏章，叹道：“朕如今这般，诸事繁杂，皆赖诸相公辛劳。然朕心总是不安。”武媚娘柔声劝慰：“陛下且宽心静养，龙体要紧。诸相公皆是国之柱石，必能妥善处置。若陛下信得过，妾愿为陛下先行阅看这些奏章，将其分门别类，注明轻重缓急，并将其中要点与可能的处理方向，简要摘录出来，附于奏章之侧。陛下只需看这摘要，便可了解大概，若有精力，再细看原本，或召宰辅询问，如此可大大节省陛下精力，也不至贻误事机。不知陛下以为可行否？”
这个提议，听起来合情合理，完全是为了减轻病中皇帝的负担。皇帝略一沉吟，看着皇后恳切而担忧的眼神，终于点了点头：“如此……便有劳皇后了。只是，切记，你只是帮朕整理归纳，不可擅作主张。所有摘要与意见，皆需朕过目认可后，方可作数。**”
“妾明白，必当谨守本分，绝不敢僭越。”武媚娘郑重应下。
自此，武媚娘便正式开始了她“协助理政”的生涯。每日，由中书省送达紫宸殿的奏章，会先经她的手。她在紫宸殿暖阁旁辟出一间静室，作为临时办公之处。她将奏章分为数类：军国急务（边报、灾异、重大刑案等），立刻呈送皇帝及当值宰辅；日常政务（地方奏报、官员任免建议、财赋度支等），由她先行阅览摘要；礼仪祥瑞、官员谢恩等例行文书，则直接交由中书舍人按旧例处理。对于需要摘要的奏章，她用一手清秀的小楷，在特制的纸条上，简明扼要地写出奏报人、事由、核心请求或问题，并往往在最后附上一两句自己的“初步看法”或“可供参考的处理方向”，这些看法多基于她对相关政策的了解、过往与皇帝讨论政务的经验，有时也会隐晦地引用《臣轨》编纂过程中的一些思考。纸条夹在奏章首页，一目了然。
她的工作效率极高，条理清晰，摘要精准，往往能抓住要害。皇帝翻阅这些附有摘要的奏章，省力太多，对皇后的能力愈发满意和依赖。许多时候，他甚至只需看看皇后的摘要和意见，觉得妥当，便直接朱批“依皇后所拟意见，交某部施行”或“可”。渐渐地，对于一些不那么敏感、或皇后明显熟知的领域（如劝农桑、广言路、后宫事务、部分官员考课）的奏章，皇帝批阅“可”的频率越来越高。皇后摘要中的“初步看法”，也越来越成为实际决策的重要参考，乃至直接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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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，武媚娘极有分寸。凡涉及重大人事任免（尤其是宰辅、六部尚书、地方节度使等）、军队调动、皇室宗亲事务、以及与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直接相关的事务，她的摘要必定只述事实，绝不附加任何倾向性意见，并会特别提醒皇帝“此事关系重大，需陛下圣裁”或“宜召某公共议”。**她始终牢记并恪守着自己“辅助者”的定位，将最终裁决权牢牢地、明确地留在皇帝手中。
然而，即便如此，皇后在紫宸殿协助理政、其意见日益受到皇帝重视的消息，仍不可避免地在宰辅重臣的小圈子中传开，并引发了迥然不同的反应。
长孙无忌、褚遂良等人忧心忡忡。他们虽无法直接反对皇帝让皇后帮忙（毕竟是皇帝病中所需），但内心深处对这种“女主干政”苗头的警惕与排斥，达到了新的高度。他们担心，长此以往，皇后会借此机会培植私人势力，架空皇权（至少是他们这些“外朝”宰相的权力），甚至重演“吕后”、“武则天”（此时尚无此先例，但可类比汉朝太后）故事。他们在御前奏对时，言辞更加谨慎，对皇后摘要中涉及他们职权范围的建议，也会更加仔细地审视，甚至偶尔会提出不同看法。但他们也找不到皇后行为有何明显错处——她只是“摘要”、“建议”，且最终决定权在皇帝。
于志宁、李勣等务实派态度则相对平和。他们亲眼所见，皇后理政井井有条，摘要切中肯綮，许多建议确实有利于提高效率、稳定朝局。只要不逾矩，能帮病中的皇帝分担压力，未尝不是好事。他们更关注具体政务的处理是否得当，而非纠结于“内外”之分。
李瑾自然是乐见其成，甚至暗中推动。他通过特定渠道，将自己对某些政务的看法、需要注意的要点，巧妙地融入到与“北门学士”的“学术讨论”中，而这些讨论的成果，又会被“北门学士”在起草文章或为皇后准备资料时，以更学理化的方式呈现出来，间接影响着皇后对某些事务的判断。他也会在政事堂讨论时，对皇后摘要中某些与他理念相符的合理建议，给予明确的支持和进一步的完善，使其更容易被皇帝和同僚接受。他与武媚娘之间，形成了一种无需言明、却高效默契的配合：她在内廷协助皇帝稳定中枢，梳理政务；他在外朝与宰辅周旋，推动落实。皇帝病重带来的权力缝隙，反而为他们的同盟提供了更广阔的运作空间。
腊月廿三，小年。皇帝病情稍稳，但太医仍严禁劳累。积压的政务亟待处理，尤其是年关节下的赏赐、祭祀、外藩朝贺等一应大典仪制，需尽早定夺。这一日，长孙无忌、于志宁、李勣、李瑾等宰辅被召至紫宸殿暖阁外间，隔帘向卧榻上的皇帝奏事。武媚娘坐于帘内御榻之侧，面前小几上堆着已做好摘要分类的奏章。
当商议到明年开春“亲耕籍田”之礼是否因皇帝圣体欠安而需从简或由太子代行时，几位宰辅意见不一。长孙无忌认为礼不可废，可适度从简，但皇帝若不能亲临，宜由太子代行，以显重农固本之意。于志宁则担忧太子年幼，礼仪繁复恐难周全，且皇帝病体未愈，不宜过度操持典礼，建议暂缓或由有司代祭。
皇帝听罢，面露倦色，沉吟不语，目光瞥向身侧的武媚娘。
武媚娘会意，低声对皇帝说了几句，皇帝微微点头。她便转向帘外，声音清晰平和：“诸位相公，陛下有旨。籍田之礼，劝农桑，固国本，不可轻废。然陛下圣体确实不宜劳顿。太子年幼，恐难当大礼。不若这样，明年籍田，仪制可从简，但典礼照常举行。陛下可于宫中斋戒祈福，由司空李勣代表陛下，主持籍田仪式的主要环节；同时，着太子随行观礼，以示重视与传承。如此，既不误农时，彰显朝廷重农之意，又可保陛下安心静养，亦让太子有所见习。不知诸位相公以为如何？**”
这个折中方案，既照顾了礼法，又考虑了皇帝健康与太子实际情况，还巧妙地抬举了军方重臣李勣（代表皇帝），平衡了各方。更关键的是，她清晰地传达了“陛下有旨”的旨意，虽然这“旨意”显然融合了她自己的思考和提议。
帘外几位宰辅沉默片刻。李勣首先开口道：“皇后殿下所虑周全，老臣认为可行。”于志宁也点头附议。长孙无忌看了看帘内，又看了看李勣，最终也缓缓道：“皇后殿下安排妥当，老臣无异议。”
“既如此，便依此议，着礼部、太常寺、司农寺速拟细则呈报。”帘内，皇帝疲惫但欣慰的声音传来，“皇后，其余事务，你也一并与诸相公议了吧，朕听着便是。”
“是，陛下。”武媚娘恭声应道，然后转向帘外，开始有条不紊地主持商议起接下来的各项政务。她的声音平稳，叙述清晰，对相关典章制度、人员背景、财政数据似乎了然于胸，提出的处理建议也多切实可行，即便偶有宰辅提出不同意见，她也能引据反驳或从善如流，始终保持着对皇帝和诸位重臣的尊重。
暖阁内，药香与墨香混合。帘内，皇后沉稳辅政；帘外，宰辅悉心参议；御榻上，皇帝半阖双目，听着那熟悉而令人安心的声音，处理着一件件关乎帝国运转的政务，心中那股因疾病而生的焦躁与无力感，似乎也渐渐被一种奇异的、混杂着依赖、信任与隐隐复杂情绪的心安所取代。
紫宸殿的这次“帘内听政”，虽非正式朝会，却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信号。它标志着，在皇帝因病无法全权理政的特殊时期，皇后武媚娘，不再仅仅是后宫之主或“贤内助”，而是以一种公开、半正式的方式，开始深度参与到帝国最高行政事务的处理之中，并在皇帝的授权与诸宰辅的见证下，行使着部分决策辅助权。**尽管她依旧谨慎地保持着“辅助”的姿态，但权力的天平，已因这场突如其来的帝疾，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倾斜。一个“帝疾后听政”的崭新局面，已然在贞观二十五年的寒冬中，悄然成形。
